孔社对孔教的驳斥，代表了当时部分尊孔者的观点。时《京津时报》即刊文指出：孔子之道，“如布帛菽栗，举世衣被饮食而不知”，而“侪之于神鬼之无门，巫医之小道”为尊之手段，其结果必使“圣道之遭鲁莽而灭裂也”（注：《书后》，《孔社杂志》第1期。）。可见，同是尊孔，但主张却迥异。

第三，袁世凯及部分政界人员。对孔教会之“创教”，袁世凯也不尽认同。（注：关于袁世凯与孔教会的关系，参见拙著《陈焕章与民国初年的国教运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在袁先后颁布的尊孔令中，强调的是孔教“正人心”，“齐民以德之效”，如袁在1913年的《尊孔祀孔令》中说：“惟此礼义廉耻之防，欲遏横流，在循正轨，总期宗仰时圣，道不虚行，以正人心，以立民极。”同年，代表袁出席孔教会在国子监举行丁祭仪式的梁士诒，在会上发言说，孔教“道之于德，齐之于礼，……深望社会上有贤人君子出，而道民以德”，“俾收齐民以德之效”（注：梁鼎芬：《三水梁燕荪先生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75辑(743)，台湾文海出版社。）。而且，当1914年袁恢复祭天大典时，基督教传教士认为袁此举是以政府行为提倡孔教，但“袁世凯说：‘政府要想着重指出，孔夫子的伦理道德原则乃是教育的一部分。’因为孔教没有什么神秘的或神学的色彩……”（注：（美）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6页。陈春生：《基督教对于时局最近之概况》，《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4年第1期，中国教会研究中心橄榄基金会出版。）

对孔教持异议者，还有其他政界人士。如在1913年孔社举行的庆圣诞典礼上，副总统代表胡瑞霖便明确反对孔教，对“以孔子为宗教”之主张“不以为然”，且“尤望全国人士勿以宗教家狭视孔子”（注：《副总统代表胡瑞霖君演说词》，《孔社杂志》第1期。）。

第四，新文化运动人是最激烈、彻底的反对孔教者。1912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就鲜明指出，“忠君与共和制度相悖，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尔后，蔡氏也驳斥孔教，以为孔教同宗教的本质“相刺谬”（注：蔡元培：《提议以内务部之礼教司移入教育部案》，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72页。），且孔子既无神秘思想，也无“形而上之人生观及世界观”（注：蔡元培：《致许崇清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故孔子与宗教，“两不相关”（注：蔡元培：《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94页。）。

当第二次国教运动再度喧嚣时，新文化运动兴起，其斗争之矛头直指孔教（注：“民国四年以前，打击正统思想的箭头，还没有特别指向孔子。但民国五年春，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进行，反孔运动便正式揭幕。”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3页。），将思想上的反对孔教与政治上的主张民主紧密结合起来。陈独秀以为“夫‘孔教’二字，殊不成一名词。……其实道家之老子与儒家之孔子，均非教主，其立说之实质，绝无宗教家言也”（注：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4、253页。）。孔教“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注：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5页。）。而且，“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因此，“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主张“以科学代宗教”（注：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4、253页。），宣称与现代生活不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7-179页。）。

第五，宗教团体。随着民初教会势力的蓬勃发展，教会对孔教也是重拳出击。自孔教会上书国会始，天主教、基督教等教徒，或以教会组织、或以教民身份，纷纷撰文、通电反对国教，而孔教非宗教，则成了教会组织及教徒反对国教的普遍理由。

耶教徒艾知命驳斥孔教的理由囊括了嘈杂的反对声中的主要观点，艾氏认为，“我国五族共和，教统庞杂，教体万难统一”，“于群教并行之中，无端而举一非宗教者，立为国教，是何异于续凫断鹤”，且“儒术本非宗教，而乡曲迂儒或有守之太过，基督教之输入，教案由此而兴”（注：艾知命：《上国务院及参众两院信教自由不立国教请愿书》，经世文社编《民国经世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50辑(498)，台湾文海出版社，第5142-5144页。），文中暗示若定国教，将有教争与教案发生。同时，在基督教的喉舌刊物《圣教杂志》上，也屡屡刊载非议孔教的文章，否认孔教是宗教。（注：张百禄：《孔子非宗教家》，《圣教杂志》第2年第12期。）

　　　　三

剖析以上辩论双方之言论，不难发现，辩论的实质非落实孔教是否宗教，或属于什么形态的宗教，而是围绕着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能否在新体制下存在的命题而展开，这亦是该讨论之所以发生在民初的根本原因。对孔教或褒或贬，实则是处社会转型时期，不同政见、学术立场、宗教团体对传统文化的不同认知。无论是孔教会、支持孔教的军阀、传教士，还是反对孔教的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甚至包括袁世凯等政界人物、孔社、外教组织等，均是处此政体变更之际对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不同思考。
第一，孔教会人士提出“昌明孔教，救济社会”，模仿基督教进行宗教的内外在建构，借宪法以确定孔教权威，将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挽救道德沦丧与寻找传统文化出路结合起来，其最终目的是建立儒学在新政体下合法权威。

民初，康氏就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不仅使政体变更，同时也使“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揆凌夷，法守堕鐸，礼俗变易”，使国人“不知所师从，不知所效法……”（注：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798-799页。），在意识到建立共和政体、废除尊孔读经，将必然导致传统失落及普遍意义的信仰危机的基础上，康意识到重塑一套亲和于国情并相配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意识形态作为国人的价值目标与精神寄托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孔教会藉孔教重建国人信仰体系，然其思路是藉此开启传统文化未来发展的路向。梁启超曾说其师是基于“民俗历史”而建立孔教，而康自己亦说国无论大小，“莫不有教”，“教宜何从，审其历史风俗之宜、人心之安者，则可以致乱，如是则置之”（注：康有为：《孔教会序一》、《孔教会序二》，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732-739、733-736页。）。显然，康氏在历史文化延续性的前提下，利用儒学信仰层面的合理内核，将重建信仰与提倡孔教结合起来，以寻找传统存在的庇护所。就此论之，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儒学具有信仰与宗教的功能。对孔教会人士“创教”，当时褒贬有之，以后学者也多有持论。以下征引诸家议论，以论证之。余英时曾说，康氏“要把中国的儒家变成有组织、有形式的宗教，有如基督教。因为他认为西方强大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宗教的力量。我觉得他对西方看得很对，但是要把儒教改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宗教却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余接着说：“作为一套信仰系统，儒家自然具有宗教性的一面。但儒家毕竟与一般意义下的宗教不同，它基本方向是入世的”（注：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50页。）。在否认了将儒教变成宗教的可能性后，余氏又肯定了儒家信仰层面所具有的宗教性。

在儒家信仰层面上，钱穆则深信儒家的价值系统“是造成中国民族悠久与广大的主要动力”，就历史形成而论，“儒家的价值体系并不是几个古圣昔贤凭空创造出来强加于中国人身上的。相反的，这套价值早就潜存在中国文化——生活方式之中，不过由圣人整理成为系统而已。正是由于儒家的价值系统是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所以，它才能反过来发生那样深远的影响”（注：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学》，《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45-50页。）。钱穆此论，更说明了康氏等人本着历史风俗习惯建立孔教具有一定的合理内核。因为，康氏以孔教布道于中国，是因为孔教形成于“民俗历史”，此与钱穆所谓儒家价值系统是从“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之意极其吻合，因而将中国人日日涵濡的这套价值体系打造为教，作为国人的信仰之物，似乎也有一定的可行之处。

而冯友兰虽否认儒家是宗教，然就其相关的论述中，却能找到与康相通之处。冯氏认为：“每种大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人们习惯于说中国有三教：儒教、道教、佛教。而实际上，儒家不是宗教。”但冯氏又说，儒家学说即是哲学，中国人是哲学的，而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能够成为人”，中国人在中国哲学的涵濡下“成为人”（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0、4-5页。）。

且后来冯又声称“在未来的世界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注：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0、4-5页。）。而冯所谓之哲学，即是儒教（注：钟肇鹏：《以儒学代宗教》，王中江、高秀昌编《冯友兰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88-89页。）。征诸以上各家论述，至少可认为利用儒家宗教信仰层面、以其道德价值去整合国人的意义世界，有其历史根据。

（二）选择孔教作为国人信仰，与佛、耶相较似乎更胜一筹。尽管基督教在民初有长足的发展，然就中华民族的感情与基督教教义本身而论，都注定其与中国社会民众格格不入。蒋梦麟曾说基督教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注：蒋梦麟：《西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页。），其在国人眼中的形象跃然纸上。民初，基督教利用“信教自由”约法条款，攻讧孔教，挑起佛、道、回对孔教的仇恨，企图打败并取代孔教。然鉴于历史原因与现实的需要，佛、道、回各教审时度势，也不尽然反对孔教。

而且，基督教排斥孔教之根本企图，是实现“中华归主”，“实欲孔教之在中国，失其宰制人心之权籍”而被取代，当时之局，诚如时人所谓：“孔教苟废，则各教必不能独存，试观五年以来，天师则削其封号，僧侣则夺其庙产，惟基督新旧二教，以有通商约章之保护，纵横全国”，“测其势力，不至尽并各教不止，是故孔教亡，则佛教次之，道教又次之，回教又次之”（注：《希社全体公民关于国教之请愿书》，《孔教问题》，《宗圣学报》，第17号第18期增刊。）。显然，如此之格局决定了基督教在民初并非众望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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