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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初孔教是否宗教之争

时间:2009-8-8 16:36:40  来源:不详
,故有论者驳斥“今日中国惟一之救济术,惟耶稣教士耳”的论调,认为“耶教”欲想取代数千年之“国教”,而成为中国人之宗教,是不可能之事(注:庄士敦著:《中国宗教之将来》,钱智修译,《东方杂志》第10卷第9号。)。显然,民初基督教对孔教的诋毁,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冲撞的继续与在民初的表象。

(三)国教方案乃是康有为等基于统一的意识形态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而国家因儒家思想的衰败生存面临巨大威胁的认知前提下提出的,故国教成了走出困境的“功利主义”(注:(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08-409页。)的选择。萧公权说康氏在戊戌时期就已确信,中国若丧失传统,“民族将无可认同。保全儒教与保全帝国一样重要”(注: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89页。),而在康氏反复强调的“保国、保种、保教”中,“保教”是其强调的核心。民初,康则谓孔教即“国魂”,“亡莫大于国魂亡,而国亡次之”(注:康有为:《中国学会报题词》,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797页。),国魂在,国亡也有复兴之日。而陈焕章也反复强调“孔教之废兴,即吾国吾种之存亡所系也”,孔教亡,“则国家必亡,社会必乱,种族必灭”(注:《经世报》,第1卷第1号、第4号。)。

国性之谓,也在梁启超的关注中。1913年,梁宣称国性凝集于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传统中,国性的衰败,将严重的威胁国家的生存,强调孔教即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宝贵的统一体,中国必须在其国民性的基础上,恢复其传统的道德规范,否则中国将灭亡。(注:梁启超:《国性篇》,《饮冰室合集》文集之29。)尔后,梁数次强调国性与国家民族命运休戚相关,并断言“吾就主观方面敢断言吾国之永远不亡,吾就客观方面吾敢断言吾国之现在不亡”(注: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杂志》,第1卷创刊号,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5辑(541),台湾文海出版社。),而不亡之原因,有孔教在。因为,“吾国民二千年来所以能搏控为一体,而维持于不弊,实赖孔子为无形之枢轴。”(注: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中国国民者何,欲昌明之其道何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3。)基于上述三点,可以说,尽管作为策略——提倡孔教在当时有阻碍新思想、客观上支持帝制复辟等应被坚决否认之处,但作为策略要实现的目的及策略的部分内涵,却并非绝无意义可言。而且,就当时反对孔教的人中,随后也逐渐意识到孔教会关注宗教、填补信仰真空的必要性,这反证出孔教会建立国人信仰的合理性。如蔡尚思在20世纪初请陈焕章校阅其所著之《孔子哲学之真面目》一书,当陈对书中不认同孔教之处向蔡提出异议时,蔡答曰:“孔子之教,并非释耶一类之宗教比也”(注:蔡尚思:《孔子哲学的真面目》后附《师友商谈录》,收入1935年3月再版。《民国丛书》,第四编·2·,上海书店。),反对孔教是宗教,但后来,蔡尚思一改当初之观点,“才觉得以前说的‘孔子不是宗教’,未免错了。说‘孔子起了比某些宗教还要大的作用’,还是对的”(注:蔡尚思:《儒教是宗教》,《文汇报》2001年7月28日。)。

第二,新文化运动人与孔教会争锋相对,表现了民初两种不同的文化取向(注:董士伟:《新文化运动与“孔教”观——评康有为、陈独秀之间的一场争论》,《学人》第1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60页。),既是对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也是在新政体下是否需要传统问题的不同回答。

孔教会提倡孔教,客观上支持了政治倒退行为,使孔教与帝制脱不了干系,这使新文化运动人认识到政治革命之所以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乃是因为在共和民主这块招牌下,仍然是君主专制的旧思想、旧观念,因此,新文化运动人对传统提出“重估一切价值”,倡导科学、民主,讨伐传统文化。孔教会与新文化运动人之间的对立,凸现出民初两大阵营对传统文化迥异的文化价值取向,前者以保守传统求发展,后者以破坏传统求发展。

对孔教会倡导孔教,无论是孔教的宗教形式,还是内容,新文化人是鞭笞不遗余力,但后来对宗教的态度却发生了转变,此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孔教会要实现的目的:整合国人意义世界的必要性。新文化人最初的口号是科学、民主,反对包括孔教在内的一切宗教,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其方案的偏颇,诚如余英时所言:“民主与科学绝不能穷尽文化的全幅内容。道德、艺术、宗教等等都需要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但并不能乞灵于民主科学”(注:余英时:《试论中国文化的变迁》,李泽厚、庞朴主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7页。)。事实上,“穆小姐”(moral)的出现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人认识到道德领域的问题不能仅靠科学民主,后来相继提出“科学代宗教”、“美育代宗教”、“以不朽代宗教”(注:胡适:《不朽——我的宗教》,胡明主编《胡适精品集》(2),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259页。)等方案,已说明新文化人意识到排斥宗教的不妥(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5页。)。

发生在20世纪初年的这场争论虽已成为历史,但给我们留下了文化建设的历史借鉴。有关孔教的讨论,至今仍存在于国内学术界,也有学者认为“儒教是中华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注:蔡尚思:《儒教是宗教》,《文汇报》2001年7月28日。)。而在海外,有关孔教的争论也未间断过,因此,20世纪初关于孔教的讨论,其蕴含的历史意义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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