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义理特点也决定了身份不明确的必要性。一旦设立宗教，就必须将身份明确化，为此必须有一个义理标准，这样的标准必然是“我践行五常”、“我敬天法祖”、“我信奉六艺”、“我追随孔孟”之类，而这样做完全违背了儒家传统的根本精神——高度理性主义。儒家不主张把任何义理或价值当作“前提”提供给人，而要求人们运用理性去分析、拷问或检验。因此，虽然一个人主观上可以坚定不移地信仰儒家的价值，但是他不能把“信儒家价值”当作别人进入儒门的前提，而是要人们在生活中自己理解自己，自己成全自己。对于儒家来说，即使面向外人或民众，有时也不必强调自己的身份，要让人们自觉地体会“道”无所不在；人们越少一份入儒的压力，就越多一份入道的自然。换言之，一旦将儒家的身份明确化，上述某些客观的义理标准，就会成为信徒入儒门的前提条件，这样一来儒家反而可能沦落为杀人的武器，这正是历代大儒所最担心也坚决反对的。
还有一种观点：中国人今天没有信仰，需要在宗教中寻找信仰。首先，人们会问：找信仰一定只能在儒家中找吗？为什么不能在其他的宗教如佛教、道家、基督教、伊斯兰教、东正教当中找呢？难道仅仅因为儒家代表中国文化传统吗？难道仅仅是为了捍卫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吗？不少提倡儒教的文章中都提出这一观点，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没有普世情怀的民族主义精神的体现。如果按照这一逻辑，以后我们教育子孙后代信仰儒家，就势必面临不断向他们灌输捍卫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性问题。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从一开始就将儒家降格到比上述所有这些伟大宗教都不如的境地。因为这些宗教没有任何一个宣称自己是为某一个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而存在的。其次，要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乃至政治生活确立神圣感（所谓公民宗教），真正紧要的任务是说明为何儒家价值能为当代生活提供神圣感。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使得古今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产生极大差异，今天最艰巨的工作莫过于找到相应的实践方式。按照孟子的观点，有人爵、有天爵，尽心可知性，知性则知天。这当然是神圣感问题了。需要说明这种心性论在实践中如何为今人提供尊严和神圣感，这其实是修身问题。因此，如何在今天摸索出一套新的修身之道，激活宋明理学的心性传统，才是确立神圣感的重要途径。不在这些紧要问题上用力，而是高喊建立儒教，岂不是舍本逐末？其三，要为国人寻找信仰，也不一定非要把儒家改称为儒教。历史上儒家传统为无数代学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和人生信仰的源泉，不都是在儒学/儒家的名称下实现的吗，为何一定要以宗教的名称实现呢？有人可能认为宗教本身具有强烈的信仰意义，将儒家改成儒教，其发挥信仰的作用将更大。其实不然。宗教之所以能为人们提供信仰，不是因为它的名称，而取决于它的信仰足够伟大，魅力足够动人。今天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恰恰在于，如何让儒家的信仰世界真正在现代世界和现代人身上显示出自身的强大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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