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历史上殿试夺魁者的情况，可以得到这个问题的部分证明，状元三年必有一人，但其人必须有功业文章，事迹方得流传。笔者统计了15种史籍，有近半数清代状元的传记可以查到，说明他们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清制，殿试传胪以后，一甲一名进士例授修撰之职，官居六品，这是每个状元的殊荣，以后多数可升至四、五品。升为三品以上大员，参与中枢机要的，为数亦不算少。据统计，清代殿撰官至内阁大学士，即所谓“状元宰相”者，前后有14人；简充军机大臣者，有7人；任总督、巡抚者，有9人。这当中，如徐元文、于敏中、毕沅、王杰、潘世恩、张之万、翁同铄、孙家鼐、洪钧等人，都是清代名臣，为史家所熟知。而张謇、骆成骧、王寿彭、刘春霖等人，则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还有如彭定求、钱维城、金榜、吴其溶、陈沅、陆润庠等人，在经史著述、诗词书画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民国初年，有位经历过科举考试的齐如山先生撰写了《中国的科名》一书，他毫不留情地讥评了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与丑闻陋习，但在书的结论中却郑重地说：“科举考试，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不过有极大的一种短处，就是行之数百年而未能改动，永远以八股取士。所以同、光以后，西洋科学传至中国，有许多有识之士，才知道这种考试法是没有用的，便反对起来。其实错的是考试的内容，不是考试的方式。”确实，以空疏无用的八股制义取士，理应抛入历史的垃圾箱，但用公平考试的方法甄拔士人，则应该说是历史的必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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