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让故事尽量贴近常识”。陈导演的话说得很有意思。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解读：陈导演很可能觉得原著把程婴拔得太高大了，高不可攀，有些“离谱”，于是，脑子中就不断有问号干扰：“原版”（即史籍中的记载）会是真的吗？当代人会去原汁原味地复制吗？说穿了，他的“担心观众接受不了”，其实还是因为自己没有真正接受。只是因为要“让‘忠义’精神延续”的“天职”，他才绞尽脑汁，苦口婆心地拐来绕去地反复“劝善”，而不是旗帜鲜明地、理直气壮地、直截了当地在电影中让私爱服从公义（当然，这不是不要主人公复杂的内心矛盾和斗争的过程）。这无疑表明，陈导演在创作的过程中，一直底气不足，甚至还有些发虚。导演犹如此，一般的观众就别提了。为什么古人能够做到的，今天的人却认为不可思议？这确实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民族的道德水准滑坡得很厉害！
众所周知，人类是具有集体性和社会性的群体，既有私爱，也有公义。为了维护集体和全社会的利益，必须强调私爱服从公义，甚至为了公义而牺牲私爱。可以自豪地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翻开历史，不难发现，历代都有许多忠义之士。谁都知道，母爱是人类最大的私爱。但为了公义而牺牲母爱的绝非上述两个义妇。东汉有一个名士范滂，因为“党锢之祸”被朝廷诏捕，县令要他藏匿，他却对县令和母亲说：“只要范滂一死，灾祸就结束了，我怎么敢以罪连累县令，又使年迈的母亲流离失所呢？”他的母亲当时就要和他诀别。范滂对母亲说：“我的弟弟很孝顺，完全能够供养你的生活，我死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就是割舍不下母子亲情。”其母说：“你今天能与李膺、杜密等忠臣齐名，死了又有什么可遗憾的！为后世留下了忠义的名声，还想要长寿，这能两全吗？”《后汉书·范滂传》后面的“论”说：“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亦哉!”难怪苏东坡十岁时，其母教他读《范滂传》。东坡很为范氏母子生离死别时的大义凛然所感动，便不自觉地叹息起来，并问母亲，假如儿子也像范滂那样，母亲高兴不高兴？他母亲流着泪水说，你如果真能像范滂一样，我难道就不能做一个范滂的母亲吗？苏东坡在朝不畏强权，仗义执言，与他母亲的影响、教育不无关系。
我想，只有两位义姑、范母、苏母以及程婴的价值观和义举得到了普遍认可，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到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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