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终将北归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能有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正如这段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所记，我国历史上曾有三次“南渡”都以国破难返而告终。

　　悲剧没有延续。发生在抗战期间的第四次“南渡”，比之历史，敌人更为凶恶，处境更为艰险，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北归”。

　　这样的完胜，在岳南看来，得之于当时中华民族所表现出的勇气、智慧、团结的力量和必胜的信心——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师们对国民的影响。

　　“这个影响除了站在讲台上的教授类型的知识分子薪火相传，还有不站在讲台上的知识分子们以身示范所起的作用。这两股力量形成了一个强大磁场，在民族危难到来的时候，释放出了内在的能量，感化、催发着中国军民为抗战胜利而不惜身家性命，以从来没有过的勇气与信心、智慧，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岳南对本刊记者说。

　　岳南在书中描述了这样的情节：1938年初，已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的各高校师生分批向昆明迁徙，另行组建以北大、清华、南开师生为主体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中，师生们仍未放弃实践和教学，一路调查社会与民众生活，写下了一本本日记和观察心得。每到一地，借休整之机，曾昭抡、闻一多等教授还向当地的军政官员、士绅与民众作政治文化方面的讲演，分析中国的国力、军队和武器，与他们探讨坚持抗战的种种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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