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终将北归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能有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正如这段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所记,我国历史上曾有三次“南渡”都以国破难返而告终。
悲剧没有延续。发生在抗战期间的第四次“南渡”,比之历史,敌人更为凶恶,处境更为艰险,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北归”。
这样的完胜,在岳南看来,得之于当时中华民族所表现出的勇气、智慧、团结的力量和必胜的信心——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当时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师们对国民的影响。
“这个影响除了站在讲台上的教授类型的知识分子薪火相传,还有不站在讲台上的知识分子们以身示范所起的作用。这两股力量形成了一个强大磁场,在民族危难到来的时候,释放出了内在的能量,感化、催发着中国军民为抗战胜利而不惜身家性命,以从来没有过的勇气与信心、智慧,赢得了抗战的胜利。”岳南对本刊记者说。
岳南在书中描述了这样的情节:1938年初,已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的各高校师生分批向昆明迁徙,另行组建以北大、清华、南开师生为主体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中,师生们仍未放弃实践和教学,一路调查社会与民众生活,写下了一本本日记和观察心得。每到一地,借休整之机,曾昭抡、闻一多等教授还向当地的军政官员、士绅与民众作政治文化方面的讲演,分析中国的国力、军队和武器,与他们探讨坚持抗战的种种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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