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困于日军占领的香港时，于贫病交加中仍倚床诵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南宋建炎以来志士仁人坚守民族气节的爱国事迹，激起了陈寅恪的共鸣。在书的最后一卷，他写下这样的跋语：“于万国兵戈饥寒疾病之中，以此书消日，遂匆匆读一过。昔日家藏殿本及学校所藏之本虽远胜此本之为讹脱，然当时读此书犹是太平之世，故不及今日读此之亲切有味也。”

　　后来，当驻港日本宪兵为陈家送去急需的大米企图拉拢他时，陈寅恪夫妇严词拒绝，将大米丢出门外，宁肯全家饿死也不“折腰”。

　　气节之外，即使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学者们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学术事业。

　　1943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技史家李约瑟，借访问中国之机，特意到迁至李庄的同济大学，探望阔别十多年的老友童第周。当看到老友那间只有一架双筒显微镜的简陋实验室时，李约瑟实在不敢相信，就在这里，童第周完成了高难度的实验，并撰写了数篇在国际上引起瞩目的高质量论文。这次李庄之行让李约瑟毕生难忘——在中国西南部这个偏僻山坳里，他看到了一批坚韧不拔又满怀热情的中国学者。

　　国难当头之时，中国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这种精神、风骨和气度，令著名学者马一浮在香港防空洞里躲避日本轰炸时，仍对战争的前景满怀信心——“这场战争注定是中国赢的。我们用第一流的人才在抵抗着日本二流人才的进攻，焉有不胜之理！”

　　马一浮的预言终成现实。1945年，中国军民赢得了抗战胜利。次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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