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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川：文化的物化与心化的呼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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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3-16 15:10: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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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川：中国古人写诗讲“诗兴”、“兴会”，欣赏艺术作品讲究欣赏“兴象”、“兴味”。它强调“随物宛转”、“与心徘徊”，不是看物质满足自己欲望的程度，不是满足功利目的的那一面，而是欣赏物质的兴象、欣赏它周围的精神意味，享受对它形式的关照。
慧眼识艺术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说，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对此，您如何看？
王一川：用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来概括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表述，因为世界早已不是启蒙时代或文艺复兴时代。我们在面临很多全球化现象或者“后现代碎片”的条件下，无法把过去完整的启蒙运动或文艺复兴搬过来，所以今天只能在现代性的条件下，针对中国遇到的问题，做一些有针对性的提问和思考。
20世纪80年代，我们提倡现实主义精神，但整个西方都没有处在现实主义条件下，所以现实主义很快就被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冲得无影无踪。当然这个比喻有点夸张。今天某些地域文艺（如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的地域文学）还有一些体现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但全国的文学主流不是这样了。例如，更多的是“类型化”而不是典型化，像葛优、赵本山都是类型化的人物，甚至是符号化了。
一个现实又可怕的问题摆在这儿：人的欲望无止境，但社会资源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不以心导物怎么办？谁都不可能纵情驰骋自己的物质欲望。如果没有精神的克制、节制、调节，社会就很可怕。现在越来越多清醒的人们意识到这些问题，要相信国民的素养。
国民要有一双善于识别是高级艺术还是低级艺术的眼睛，要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那样，“借我一双慧眼”，借每人一双“慧眼”以便识别艺术水平的高低。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谁来做这件事呢？
王一川：所有的人都要各自做好自己的事情。政府的管理部门从制定政策、经费投入、政策投入、政策保障上就要考虑，公益的艺术事业怎么做，支持哪些艺术家、哪种艺术，这都很重要。政府要有抵抗和识别能力，批评界的声音要强烈起来，公众要擦亮眼睛，首先要对媒体、对艺术有所怀疑，要相信艺术是可以说谎的，很多艺术是建构起来的。
在现代性的怀抱中发展中国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人说，在社会转型期，中国文化一边借鉴外国，又在此过程中把本民族、传统的一些东西丢掉了，导致文化“找不到家”，失去“民族认同”和话语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一川：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但也容易造成一种误解。现在有些人主张回归古典，好像谈起这个来就很时髦，走到哪里都很理直气壮。但是，人们问过没有：我们现在还能回归古典吗？回到唐代还是宋代？恐怕都不可以，古人会“开除”我们的。
我的考虑有两点。第一，要坚持在现代性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体制下发展中国文化和艺术。只能在现代性的氛围中，继续创造、发展我们的文化，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在现代性的基础上来思考问题，绝不能因为强调传统而把这个改变。第二，在这个基础上，适度地传承中国文化的精神，从中国古代找到一些有益的思想、概念和范畴加以改造，来帮助安置我们的灵魂。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学术界呈现“中国美学热”的现象，不少内地学者对中国哲学很推崇，但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却似乎难以与世界对话和接轨。是不是当下的中国美学研究是一种表面的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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