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与鸦片》指出，在19世纪逐渐发展扩大的中国对外贸易中，大多数的年头里，占据进出口贸易货值绝对多数的，出口是茶叶，进口则是鸦片。在世界工业化的这个初期阶段，全球贸易的早期发展史上，香料、胡椒、咖啡等地区“特产”或成瘾性物品占据统治地位的模式，在中西贸易中仍然延续着，我们熟悉的欧洲“资本主义”向殖民地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的贸易模式，其实出现得相当晚。然而，正如布罗代尔所论，在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的理想活动场所之前，远程贸易以其高不确定性、高利润率和集中性等特点成为资本主义“自己的家”，因此正是香料、胡椒、咖啡、茶叶等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显得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为欧洲资本主义、全球贸易和经济体系的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19世纪的茶叶和鸦片贸易仍是西欧资本主义发展与扩张大历史的组成部分，通过茶叶贸易，东印度公司及后来的各大商行赚取了巨额利润，英国政府也从中获得巨额税收。鸦片贸易不但具有同样丰厚的利润，而且是中英印三角贸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是茶叶贸易得以持续的关键。“这两种商品的国际贸易及其复杂关系影响了19世纪的中国，并使中国深深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旋涡”。
在全球化的起源与推动力量的历史解释上，目前在西方存在两类不同的见解。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16世纪发端于欧洲，后来逐步把世界其他地区纳入其中，直至覆盖全球，中国直至19世纪才被纳入这一世界体系。贡德·弗兰克则认为，早在18世纪以前，甚至“地理大发现”之前，已经存在着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体系或“全球经济”，只不过当时在全球经济中居于“中心”地位的是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而欧洲则居于这个体系的边缘地位。只是由于从美洲得到了大笔金钱，“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才能参与到亚洲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和劳动分工”中来，并最终在18世纪以后取代了亚洲在世界体系中的“火车头”位置。
《茶叶与鸦片》比较倾向于沃勒斯坦的理论，它指出：“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开始于18世纪，但真正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是从19世纪开始。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亦开始于19世纪。”而且，19世纪茶叶与鸦片贸易的发展历程显示，中国的传统经济结构无法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变化，甚至是同“近代经济成长”背道而驰的，中国在19世纪商战和全球化进程中终于成为失败者。也许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于19世纪中西、主要是中英茶叶和鸦片贸易的详细分析，《茶叶与鸦片》一书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有利于回答这样的问题：欧洲人来到亚洲时，贸易双方及其背后的经济结构是否真的是“同质”的？19世纪的东西方贸易中，英国人的优势是否确实展现在“资本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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