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作为一个备受争议的术语，“资本主义”从来没有一个“标准”定义。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一种通过垄断、投机活动来牟取高额利润的资金运营手段，是人类经济生活三个层次中最高的一个级别，它与市场经济严格区分开来：虽然以后者的存在为基础，但资本主义却有能力按照自己的利益操纵和控制市场经济，有能力制订和改变战略、选择和改变自己的活动范围，以牟取最大的利益，它因此是一种“不透明”的经济层次。这样的定义较为具体，在历史学界影响广泛，而且它可能抓住了近代以前东西方经济体系差异的一个关键点：即使是主张“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的彭慕兰也承认，1800年以前西欧和东亚的商业组织，至少在欧洲人看来是最重要的海外贸易部门中，彼此的差异是巨大的。

    这种差异在19世纪的中英茶叶和鸦片贸易中便体现在：在各个发展阶段，茶叶贸易始终控制在英国的大商人手里：1833年之前是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时期，此后也仍然是怡和等大公司占据主导地位。这些大贸易商资金雄厚、信息灵通、对于贸易的全局及可能获得的利润有着清晰的认识。出口商方面，鸦片战争之前广州的行商表面看来颇有资本家的实力和垄断地位，然而不论是他们，还是行商制度解体后面对英国贸易商的大小商人，资金问题始终是发展的瓶颈，而且他们对于茶叶贸易的全局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过，只是被动地满足英国商人的需求。英国人茶叶消费的普及是东印度公司业务拓展的结果，而不是中国人的主动推销；英国贸易商有意识地通过控制贸易数量来保证高额利润，中国的茶商和茶农则绝无此能力，因此反而经常要遭受亏损。

    19世纪末期，中国的茶叶出口出现危机，尤其是印度、锡兰产的茶叶逐步在英国市场上战胜了中国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印度、锡兰茶叶生产模式的优越性所致：大种植园和机器加工的生产方式，不但降低了成本，而且保证了质量。实际上，印度茶叶生产的发展本身，就凸现了19世纪英国的经济体系确实具备强大的“改变战略的能力”。鸦片贸易同样是这种“战略能力”的体现：中国人的鸦片消费同样是东印度公司业务拓展的结果，而且这种业务拓展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也就是以鸦片输入中国来填平英国对华贸易的长期逆差，同时将印度牢牢绑在它的全球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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