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的孔子后学，大多选择了以学问济世、以学问干政的道路，完全符合儒学自身的发展逻辑。史称：“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序》）

    与儒家并列的其他学派，同样以各种方式强调着共同的理念：学术要有经世之心、济世之效。对此，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开篇之处就引用《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之说，并且进一步论断：“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以汇集学术名流而著名的稷下学宫，就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活动于其中的“稷下先生”，司马迁如此记载他们的学术生涯“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序》）司马氏父子的论断，明确无误地指明，“六家”学派与“稷下先生”（他们无疑构成了战国学术的主流）都是关注世道治乱、并且愿意以其所学影响世主进而改造社会的“入世之学”，实际上就是“经世致用”之学。

    在汉代曾经发生过很大社会影响的两部典籍《大戴礼记》、《说苑》，对学问应该付诸实践的观点，有非常透彻的论述：“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贵其能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大戴礼记解诂》卷三《曾子立事》）“君子之言寡而实，小人之言多而虚；君子之学也，入于耳，藏于心，行之以身。”（《说苑》卷第十六《说丛》）这里一再强调的是：君子之学，一定是不务虚谈的力行之学，一定要有落实于社会实践的追求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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