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来为“经世致用”确立一个定义,关键不在学问的格局大小、精致与否,而在于治学的宗旨与境界。“经世致用”必定强调要关注社会现实,有面对社会问题的勇气,致力于达到济世安民的目的。在这一宗旨的激励之下,一部分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境界。在其社会践履的层面,就表现出讲求功利、尚实务实的思想特点。对这些志士仁人的事功评判,后人尽可见仁见智;但是对于支撑着他们的治学宗旨与为人胸臆、处世境界,我们却唯有表示敬重与钦佩。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对原本意义上的“经世致用”如果要有所批评,理应慎之又慎。必须要明确的前提是:你将要批评的是“经世致用”自身,还是某些人将“经世致用”作为一种学风付诸实践时形成的流弊?两者之间,本非一事,不可混为一谈。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国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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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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