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女祸论”、“禁止妇人干政”的观念不断发展，甚至成为诸侯盟会的信条，《谷梁传》僖公九年云，“葵丘之盟，陈牲而不杀，读书，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讫籴，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此时期，“女祸论”的不断发展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原因。首先，春秋前期，夫妇二位一体的性别观念与“家国同构”的政治组织形式仍是贵族妇女参政的法理来源，但她们对政治的参与有时不可避免会打破权力的平衡，使一个家族或政治实体内部，形成两个权力中心。其次，由于嫡庶制与宗法制衰落，贵族家族中妇女与其子往往组成利益集团，争夺继承权，由此不可避免地祸起萧墙，如骊姬乱晋、穆姜祸鲁。再次，由于政治外交婚姻中，贵族妇女特殊的身份，对母国利益的维护往往会损害夫国的利益，造成父权与夫权的矛盾与冲突。因此“女祸”观念的影响逐渐加大，并越来越为时人所接受。

    战国时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转变，君主集权制度建立，新兴的官僚体制结束了君主任命家族成员管理政治的情况，贵族妇女作为统治者之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合法身份不复存在，她们在新兴的官僚体系中亦并未取得一席之地。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女祸论”、“禁止妇人干政”的思想被进一步强化。《管子·君臣上》曰：“国无常法，则大臣敢侵其势。大臣假于女之能，以规主情，妇人嬖宠假于男之知，以援外权，于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乱内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管子认为妇人干政，与权臣勾结不可避免地会危害君主的地位，因而应“妇言不及宫中之事”。《韩非子·亡徵》亦指出女子干预政事直接导致国家的灭亡，“女子用国，刑余用事者，可亡也”。由此，君主对待后妃的态度应该“明君之于内也，娱其色而不行其谒，不使私请”（《韩非子·八奸》），即把后妃作为性欲工具，而不接受她们对政事的干预。这些思想对抑制妇女的政治权力、削弱妇女的政治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以降，虽然贵族妇女参政的现象仍不断出现，有时女性贵族甚至拥有较大的政治权力，如汉初吕后临朝摄政、唐代则天独尊女皇，但在男性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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