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明的源头时期，先哲们远隔万里，却有着相同的人格精神，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也有着诸多相近的思考，后来，渐行渐远，以至形成十分对立的中西方文化冲突。其实，中西方文化是两条优美的平行线，共同照耀着人类的历史。在全球化的今天，梳理好自己的文化源流，为和谐世界大家庭多提供一份精神动力，当是我们民族的责任和担当。

西方当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华文明几千年延绵不衰，核心是文化中的睦邻、谦和、礼让、宽恕、仁义、孝悌等因素，多于西方文化中的竞争、豪夺、雄强、以自我为中心等因素，在老子、孔子、孟子这些中华文化的先祖那里，反对“霸道”，力主“王道”，所谓王道即“仁爱”、“恻隐”、“亲民”、“止于至善”之道。而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古罗马以降，崇尚丛林法则，优胜劣汰，以强为美，喜好征服、占领，从本质上，西方文明具有进取心，进攻性，而中华文明具有柔韧力，内敛性。西方文明得力于法制的不断完善，而终于把狂悖之心羁绊在社群所能容忍的轨道内。中华文明，始终在法制上偏向人治，相信自我修养，自我约束的力量，从源头的孔子就不喜欢“听讼”，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说在听取诉讼方面，我比别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我以为最重要的是不让诉讼的事发生。这是中西方文化源头上的区别。也是我们今天开放的中国需要修补的一课。

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不要过度拉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忍让”文化，也应该是人类社会学家不能不正视的问题。

作为一个世界公认的传统文明国家，几经变迁，今又崛起在世人面前，无论我们有没有准备，我们都需要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拿出我们的“药方”。所谓人类问题，其实就是生存着的人们的各种关系问题。人类出了那么多先哲，到现在把这些关系也没理顺，有的相反还越理越糟。在华夏民族始终没有中断的文明中，确有许多解决这些复杂关系的良药。“一根筋”地推崇中华传统文化的钱穆先生说，对本国历史要持一种“温情和敬意”，这是一句非常到位的话。

这里不仅有感情因素，更有普适的理性蕴含其间。对历史的尊崇，对古代精神的复兴拯救，其实是防止一种傲慢自大心理，通过对永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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