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的是，始终没有形成维护这些批评声音的制度保障，以至于孔、孟二子一时被誉为至圣，一时又被唾弃为臭粪。有时我们清算历史账目，也有些不由分说，孔孟常成替罪羊，就像我们民族最终把积贫积弱的总账都算到孔孟那里一样，两个老人也是很冤枉的吧，且不说批评了一辈子当权者，并没有人好好听，即就是从批评的内容看，也是与后来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相背离的。他们主张人民当“富之”、“教之”，当“有恒产”，认同“人亦孰不欲富贵”，不过反对不择手段，将天下财富“一人货之”而已矣。

　　西方的现代文明，是从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大树上生长出来的果实，无论他们的赞美者还是批判者，都为这个文明增添了无尽的枝叶。如果拿孔孟与希腊这两位哲人相比较，从本质上，企图确立道德、建立秩序、追求至善等，应该说从精神上是隔河相望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善思，并且特别喜欢教育人，尤其是始终站在社会批判的立场上。他们的共同命运是当时都不风光，宁可忍受不公正，也不去做不公正的事，苏格拉底甚至被处以极刑。

　　在文明的源头时期，先哲们远隔万里，却有着相同的人格精神，对于人类社会发展也有着诸多相近的思考，后来，渐行渐远，以至形成十分对立的中西方文化冲突。其实，中西方文化是两条优美的平行线，共同照耀着人类的历史。在全球化的今天，梳理好自己的文化源流，为和谐世界大家庭多提供一份精神动力，当是我们民族的责任和担当。

　　西方当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华文明几千年延绵不衰，核心是文化中的睦邻、谦和、礼让、宽恕、仁义、孝悌等因素，多于西方文化中的竞争、豪夺、雄强、以自我为中心等因素，在老子、孔子、孟子这些中华文化的先祖那里，反对“霸道”，力主“王道”，所谓王道即“仁爱”、“恻隐”、“亲民”、“止于至善”之道。而西方文化自古希腊古罗马以降，崇尚丛林法则，优胜劣汰，以强为美，喜好征服、占领，从本质上，西方文明具有进取心，进攻性，而中华文明具有柔韧力，内敛性。西方文明得力于法制的不断完善，而终于把狂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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