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拨头”与“拨豆国”实无任何关系。陇右方言固说“豌豆”为“豌头”，但“拨头”与“拨豆”并不通转，故“此戏出于拨豆国”者，绝无可能。至于“拨豆国”，《北史》孤证，未必可信。中国长期实行封国制，非实即虚，国家概念，最为随便，因物称国，实属常见，如“逍遥国”、“芙蓉国”、“大槐国”、“调皮捣蛋国”等等。考李延寿父大师，唐初贬居甘肃静远，而豆类乃当地主产，豆面乃当地主食（因常用以佐茶，故豆面又名“茶面”），“剥豆”（去壳）、“拨豆”（晾晒）等事，乃其素业，若援而为国，捏造里程，以资笑谈，非不可能。大师不解，传之延寿；延寿不解，著之史书；王氏不解，付之考证，《拨头》之源，遂入于虚无之国矣。

    陈寅恪曾举三目以概括王国维之学：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相互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以外”（《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但通过上述讨论，则三类以外，尚有第四类在焉——取民间之方言与文史之秘籍互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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