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孝道在汉代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并且加强了宣传教化的力度和广度。汉代皇帝汉武帝除了以旅耆老，复孝敬，举孝廉作为孝治的措施外，还将《孝经》作为对太子、诸王进行教化的重要内容，且制度化。汉宣帝时候，下令郡国分别荐举孝弟、有行义者，任以官职。

汉平帝元始三年立学官，规定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孝经》成为官定的教本，迅速传播开来。两年后，征召天下有学问者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到京师，总计竟达数千人之多。东汉诸帝还要求天下都讲诵《孝经》，以《孝经》师来主持监试。

从史籍记载看，汉宣帝、平帝以及广川王、沛宪王等皇室都曾向当时的硕学宿儒拜师，修习《孝经》。在民间，西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117年)六月已下诏谕三老、孝悌以为民师。这是政府希望通过地方上的长老和孝悌这些最底层的地方官员来推崇孝友之道。当时大概还没有正式的制度，到西汉末平帝的时候，政府则更在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如乡、聚中设立学校，特别安置所谓《孝经》师来推广孝道思想，鼓励孝义行为。

后世皇帝谥号用“孝”字

东汉时，由于光武帝以及明帝力崇儒学，《孝经》又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明帝还要求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甚至连匈奴人也让子女入学，学习《孝经》。此外，东汉时还规定，司隶校尉辖下有《孝经》师主监试经，大概连司法官员也必须熟读《孝经》了。由于《孝经》深入民间，最迟在东汉初就已经有人以《孝经》替子女命名。汉朝政府这种崇孝风尚，影响所及，历代不衰。

东汉荀悦曾说：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当时读《孝经》、做孝子的风气很盛。国家、社会、家庭都重视对孝子、孝女的褒奖，对不孝的行为进行批评以及法律处置。

汉代能够从公元前206年绵延到公元220年，其中有很多宝贵的治理天下的经验与教训可以总结，而“孝治天下”也是其中应该值得注意的重要内容。“孝治天下”，和谐了家庭和社会，并由孝而至于忠，移忠于孝、忠孝一体，如《孝经》言，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以孝事君则忠。由事父上升为事君，由事父的孝升华为事君的忠，于是一个家庭便与一个国家联系起来，一种伦理便与政治联系起来，这就是“孝治”的逻辑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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