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类辨”作为一种认识方法的作用

正像我们前面所指出的,杨万里[注: 杨万里（1127-1206）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二十四年（1154）进士，授赣州司户参军，调零陵丞。]释易的旨趣主要是为阐明人间伦理道德的合理性,他的易学思想必然地带有浓厚的人间生活气息。在对《同人·象》“君子以类族辨物”的阐释时,杨万里认为:“既曰同人,又曰类辨,无乃为异乎?同其不得不[注: 双重否定，意思是“必须”、“得”、“应该”……但是比上述的词语更添了几分“强迫”无奈之意。　-budebu]同,异其不得不异”[4](卷四)。这说明“类辨”的实质就是区分,把不同性质的人事区分开来,而且不如此,是不行的。

这种“类辨”方法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它可以起到甄别人才与庸才,君子与小人的作用。比如,通过人格特征差异的把握,可以将人划分为君子与小人,因为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品格是相互对立的,由此,他们在对待事物的态度、处理问[注: 官名。元各行中书省所属有理问所理问与副理问。明、清承宣布政使司沿置，为布政使司直属官员之一。掌勘核刑名诉讼。 简介 (1).审理，讯问。]题的方式上都是相互对立的。小人眼中的同一性,是“同而隘;则其同不大;同而昵,则其同不公”,相反,君子行为中的同人,则“以正道相同而已”。从同人的主体性上看,一种是君子同于小人,在这里君子已不再具有君子的人格特征,他已蜕化为小人,与小人同流合污;一种是小人同于小人,小人呼朋引类,他们自然不利于君子。如果在一个权力机关或生活社区中,小人结抱成团,形成了一定的气候,那么排除小人的阻力,就可能是社会生活中最为困难的工作,诚斋甚至认为“克莫难于小人而敌国为易”[4](卷四)。

杨万里这种对小人的深恶痛绝和高度的警惕,在一定程度上,是他所亲历的政治事件在心灵上反映。在诚斋长达八十年的生命历程中,宋王朝遭遇了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的历史变故,外有金兵压境,并有徽宗[注: 北宋皇帝 徽宗赵佶（1082—1135），河北琢县人，是著名的书画家。他的书与画均可彪炳史册，其书，首创“瘦金书”体；其画尤好花鸟，并自成“院体”，充满盎然富贵之气，令花鸟画步入其全盛时期。]、钦宋及太子宗戚三千人被虏北去的奇耻;内有奸相秦桧[注: 秦桧（1090年～1155年），字会之，江宁人(今江苏 南京），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进士。生于哲宗元祐五年，卒于高宗绍兴二十五年，南宋劣迹昭著的投降派代表。]卖国、陷害忠良、权臣韩侂胄专权,设伪党伪学之禁。国家对金人的政策随时都处于和、战的两端摇摆,小人祸国在这复杂的时代背景中表现得更为清楚,因而在杨万里看来,“类辨”君子与小人尤为必要。

类辨也即是划分,同样是判断社会状况、人才类别的重要方法。人们对自己时代状况的把握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变革社会的策略与方法。从宏观上看,“天下之坏,有大坏之坏,有补而未全之坏。”对待不同的弊病,采取的救弊方法也是有分别的。“大坏,革之可也;补而未全,徐之可也”[4](卷五)。这两种区分,恰如今天人们对社会制度变革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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