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一般原则的阐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杨万里对其时代的理解。如果我们将这些抽象原则进行现实的还原,就可以看到杨万里尽管对南宋[注: 南宋（1127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宋高宗赵构在临安（今杭州）重建宋朝，史称南宋，与金朝东沿淮水（今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王朝忧心如焚,但他依然认为南宋王朝是属于“有补而未全之坏”的形态,尽管贤人在下而“弱于才而膺补坏未全之任者”高据要津,他依然对国家的安危充满关切之情,因而无论是对于改变这种格局,还是对“弱于才而膺补未全之任者”可以采取的政策,都只有“可以徐不可亟,可以宽不可以迫”[4](卷五),才能对救弊取得较为理想的结果。

对于济弊的情况及其后果所作的判断,依然是以类分为依据的。“革弊者,非刚则革不力,过刚则祸必亟。过刚而祸不亟者,九三其庶几乎?然亦危矣。九三以刚处刚,过刚也。见天下之弊不胜其愤,欲一决而去之,其祸不为晁错则为景延广[注: 景延广，字航川，陕州人也。父建善射，尝教延广曰：“射不入铁，不如不发。”由是延广以挽强见称。]”[4](卷五)。在这里,革弊必然地有着两难的后果,或者对社会弊病有所触及而无根本改观,或者因触动了既得者的利益,而引起社会更大的动荡不安,所谓“过刚祸必亟”。由此说明“见天下之弊不胜其烦,欲一决而去之”,毕其功于役,都只能是取祸之道。这种观点体现了杨万里在南宋国弱民疲的历史条件下,要求稳健处事,持重守国的政治主张。

总之,发掘《诚斋易传》中的类辨方法,有助于人们对杨万里易学思想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可以破除人们以引史证经作为杨万里易学思想主要特征的偏见。由此可以看到杨万里引史证经,并没有停留在以一爻当一事的简单比附的水平上,相反,他在释易过程中,通过对类辨方法的运用,实实在在地体现了易道广大悉备的特征。如果忽视了杨万里易学思想中这方面的内容,任何对《诚斋易传》的解读都必然是片面的。(作者：梅珍生)

    [参考文献]

[1]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2卷[M].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华夏[注: “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说文》：华，荣也。夏，中国之人也。“华夏”意为“荣耀的中国人”。先是族名，汉族的古称；后为古代中国的自名、国名。]出版社,1995.

[2]　朱　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徐子宏.周易全译[M].贵阳[注: 贵阳市-贵阳市是贵州省省会，位于中国西南云贵高原东部，是我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是贵州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中心和西南地区重要的交通通信枢纽、工业基地及商贸旅游服务中心，]: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4]　杨万里.诚斋易传[M].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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