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zhong]，我花很多时间做行政工作，除了应付日常事务，也努力为北大中文系描述一个奋斗愿景、制定若干相关制度，希望上了轨道以后，无论谁做系主任，都有章可循，不用费太多时间。

 

　　淡化系主任的个人作用，让教授们明确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并实现自我督促，这比找一个强势的领导更重要。我即便当系主任，也不要有太大的权力。

 

　　我现在手头有10多篇接近完工的未定稿，都需要进一步查找资料，现在没有整块的时间，只能放在那里。这不是我的生活理想，也不是好的学术状态。等卸任后，我会再集中精力做我自己的研究。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了北大中文系主任，有些话不太方便说，让我很苦恼。作为一个教授，我对教育部[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教育事业和语言文字工作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共有19个司局组成，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教育部。]的决策、对北京大学的现状，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现在，有些话只能绕着弯子或换另一种方式说。过多考虑讲话的策略与效果，这不是我的风格。可当下中国，很多人把人情与学问混为一谈，我不能把个人趣味凌驾于院系前途之上。

 

　　中国大学问题很多，北大也一样，好多制度性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你可能知道问题在哪里，但你一旦想改动，哪怕只是搬动一张桌子，都会涉及各种人的现实利益。找到一条对大家都好、没有人受损害的改革之路，几乎不可能。

 

　　大学受各种外在因素的制约，单看正式发布的文告、查阅各种历史档案，不见得就能完整把握。那些口头交代，那些电话沟通，那些没有记录在案的对话，或许更关键。可这些“无字天书”，非我辈所能读到或读懂。大家都在自己的位子上，认真思考，真诚表述，这样，起码可以达成“同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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