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部难得的话剧新作《王府井》在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上演。说其难得，一是话剧界素缺新作；二是此番排练时间有限，但主创人员颇为用心用力；三是这部新戏具有老北京文化特色，又由国家大剧院出品、在大剧院演出，这意味着此剧至少适合迎接参观大剧院的四方宾客[注: 门客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得,皆白衣冠以送之。——《战国策·燕策》 　　 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binke]。

但这部新戏看起来又有几分眼熟。此戏在结构及人物[注: 何永安[香港富商]-何永安，男，香港富商，前亚姐曹央云丈夫。拥有多间上市公司的富商何永安，高峰期身家曾达3亿美元，后来经营不善负债累累致身家缩水。]设置上和《茶馆》较为相似：由一位既在戏中又在戏外的“说书人”串场，时间跨越了几个时代的更迭，全剧一开场都是各色人等的悉数亮相……由此，我联想到最近的另一部使用“说书人”的大戏《四世同堂》，以及《全家福》、《天下第一楼》……似乎人们一在舞台上展示家国春秋[注: 春秋时期，始于平王东迁。他得名于鲁史《春秋》 。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急剧变化，政治局面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学术文化异彩纷呈的一个变革时期，是中华古代文明逐渐递嬗为中世纪文明的过渡时期。]，观众就能影影绰绰地看到《茶馆》的影子。

其实，今人[注: 今人 拼音： 解释： 现代的人；当代的人。-jinren]未必想模仿《茶馆》，哪位艺术家不想另辟蹊径，创造出自家的作品？但为何表现家国春秋的新作鲜能跳脱《茶馆》的影响？

《茶馆》远非中国戏剧唯一的“样本”，但它的艺术精髓恰恰是我们当下戏剧界所缺少的——我们与其在新作中将《茶馆》化用的套路化，在描红式的复排中将其“标准化”，不如真正地学习它——那么，究竟学它什么？

《茶馆》原是老舍[注: 老舍，（1899.2.3－1966.8.24），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现代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为歌颂宪法公布而作，如今我们看到的《茶馆》则是他在众人建议下，抛弃了先行的主题，将原作的第一幕第二场扩充而成。通览全剧，《茶馆》没有一句台词“直抒胸臆”，但连外国人看了都懂得那时的中国人为什么要革命。遗憾的是，《王府井》的剧本不仅有主题先行的遗憾，结构与表现力都过于封闭，而且为了表现“守德不守财”等精神内核，让人物成为口号的传声筒。这种处理，束缚了作品的阐释空间，削弱了人物的丰满性和情节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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