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旁观者的说明
端方死后十天，上海《子林报》转《重庆访函》报道：
端方听说武昌革命之后，对其部署称愿回满洲效忠清廷，但目下无赏银，需至西安才能付，兵士由此奔散。端方在途中为革命士兵所杀。
兵士闹饷，端方立字据一事，也可由与端方随行的六名轿夫佐证。事后，这六名轿夫向官府报告称，“大帅欲上轿回湖北”，遂被杀。
《重庆访函》的报道与端方轿夫的报告中，关于端方之死的差异，是去向问题（湖北或者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此时，湖北已经光复，轿夫对于端方去向的说法，或为回忆不确。
《重庆访函》与轿夫回忆，是关于端方之死的旁观者说法。与家仆和民军的说法相比较，较少个人因素与政治立场分歧造成的误区。这种说法，提示了端方在听闻武昌革命之后的选择。根据端方死因的三种说法，端方之死的真相，可能应如下：
端方率鄂军（大多为新军）进入到川东资州，在进退两难之际，或许已听闻儿女亲家袁世凯[注: 袁世凯，河南项城人，故又称袁项城，清末民初的军事和政治人物，1909年辛亥革命时，出任内阁总理大臣，1916年1月1日，]出山组阁。于是，端方许诺重饷以说服鄂军士兵从其北上，但鄂军听说革命已成便欲回湖北。端方不得已，弃军北还，途中为革命兵士所杀。
无论端方死于何种状况，都是一个历史的误会。辛亥年，端方的立场，与在野的立宪派是一致的。而在辛亥年的选择中，端方之所以想北上，不仅是其家眷在北京，更可能是希求在皇族内阁之外重新创造一番立宪新天地。不幸的是，作为满人中的能臣，在“种族革命”的氛围中，端方不可能获得鄂军（新军）的支持并随其北还。更悲剧的是，由于其“异族”身份，遭受了革命士兵中极端分子的残酷报复。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该年如此评论这一事件：“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之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的谴责。”
事实上，“普遍的谴责”并没有到来。端方之死与清末失败的立宪运动一样，很快在革命的大潮中被淹没并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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