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为了国家的需要，许多毕业生在出国后，改换了自己的专业。潘光旦由动物学转学优生学、吴文藻由政治[注: 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学改读社会学、钱学森由学习铁道机械工程转至火箭研究。在那个年代的毕业生身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为了国家的未来，他们没有自私地为自己谋划，而是把理想建筑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之上。怀求知之心、立报国之志，让那一代代的毕业生，甘于清贫寂寞和爱国奉献。他们伏案做学问，洁身自好。

　　与如今的不少“明星学者”、“权威专家”屡屡闹出的笑话不同，他们在历史上留下的大多是一段段的佳话。

　　清华已走过了百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了更长的时间。有多少毕业生从大学毕业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再见诸如胡适[注: 胡适 （1891－1962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深受赫胥黎与杜威的影响，]、梁思成、竺可桢一般的大师。

　　如此来说，《毕业生》是编著者刻意为当[注: 为当 拼音： wéi dān?? 解释： 1.犹抑或;还是。-weidang]今的教育者和毕业生们打造的一面华丽镜子，所有人都有责任去思考，我们应该要通过怎样的教育，才能让照镜子的人，在这面华贵的镜子里，显得不那么寒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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