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和平通常指战争之间或没有其它敌视暴力行为的状态,也用来形容人的不激动或安静。和平可以是自发性的,政治鼓动者可以避免过于激动;和平也可以是强制性的。]》、《红与黑》一直延续到《丧钟为谁而鸣》,这条小说的传统注重变化、现实和读者。普鲁斯特的小说是对这种小说叙事传统的反动。在他那种显微镜般的小说世界里,速度消失了。时间变成了一条思绪的河流,我们无法从中发现时间的结构。普鲁斯特的叙事没有速度变化。这是小说的另一种传统——更专注于作者而不是读者,专注于记忆而不是现实,专注于不变而不是变化。
对一个长期关注中国小说的读者来说,让他感到沮丧的事情是,很多当代小说家失去了通过控制叙事速度去抓住读者注意力的技巧。即便是声名最显著的小说家,也很容易就能发现他们推动情节方面的无能。许多小说家丧失了小说家作为手艺人的本色,也失去了手艺人特有的从容,笨拙的叙事和凌乱的结构显示出他们写作时手忙脚乱、顾此失彼的状态。拙劣的当代小说不断挑战读者的耐性,小说家却反过来指责读者过于愚蠢,市场短视无情,让他们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在这个意义上,我部分同意马原的判断——小说已死——不是因为小说丧失了对读者的影响力,也不是小说的美学标准已经消融在电视剧之中,(不然何以解释电视剧泛滥的今天,仍然有那么多人通过网络或杂志阅读小说?)而是小说家丢失了那些使小说成为小说的技巧,失去了控制作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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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丧钟为谁而鸣》,还不得不提到对小说家与读者的另一重关系。这也是小说传统的一部分。
实际上,写作于1939年的《丧钟为谁而鸣》,是西班牙内战[注: 西班牙内战(1936年7月18日——1939年4月1日),是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发生的一场内战,由共和国总统曼努埃尔·阿扎尼亚的共和政府军与人民阵线左翼联盟对抗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为中心的西班牙国民军和]的一个副产品。欧洲和美国很多知识分子都或深或浅地卷进了这场战争。海明威在西班牙待的时间不算长,战事最激烈的时候,他已经从西班牙回到了美国,然后又去了古巴。《丧钟为谁而鸣》和《第五纵队[注: 第五纵队 正文 见西班牙内战。 配图 相关连接-diwuzongdui]》是在哈瓦那郊区的农场里匆忙写出来的,意在表达海明威对这场战争的态度。
作家与政治的关系,正如写作速度和作品质量的关系,一直是聚讼不休的有趣话题。通常倾向于认为,写作速度与质量成反比,当然也有《丧钟为谁而鸣》这样的例外。作家不一定要参与政治,甚至不一定要关心世事,但对那些苦心孤诣要表达“时代精神”的作家来说,他们的生活和写作应该与政治保持什么样的关系,应该另当别论。
我还记得几年前读到余华《兄弟》时的感受——尽管竭尽全力想要理解并且回应现实,但中国作家的想象力正在被现实所淘汰。很多从80年代走过来的作家都有同样的问题。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们理解和写作的速度,和周遭世界发生变化的速度脱了节,反映在作品上,可以发现作家处理题材和主题时精神上的内缩。小说家尽量回避[注: 回避通常指司法人员对与本人有特定关系的案件避不承担办理该案的任务,目的是防止徇私舞弊或发生偏见,以利于诉讼的正常进行和对案件的公平、正确处理,也有利于司法人员避开嫌疑。]重要的问题,要不就将他们连缀成一个接一个段子,或者干脆宣布“小说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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