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一些学者把对礼的研究或礼学视为清代汉学的中心或主轴，认为清代中期存在着一个礼学的复兴，礼学的复兴被概括为“以礼代理”。其主要依据是清代汉学家谈礼而不谈理，因为儒家经典很少言理，甚至不言理，谈理受佛老方外的影响，另外也可以逆推至乾隆元年官方成立的三礼馆，以此馆设置为标志，清代学术界掀起了对三礼之学诠释的风气。这些主张不仅关系到礼学在当时的学术地位，同时也涉及到对理的诠释问题，下面就此谈一点自己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同道。

一、             关于三礼馆

关于乾隆元年（1736）诏开三礼馆，《清高宗[注: 乾隆-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清朝第六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四位皇帝，年号“乾隆”。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子时生于雍亲王府，为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第四子，母为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实录》中有多条记载，兹引重要者如下：

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清高宗颁谕，命开馆纂修《三礼义疏》，诏曰：“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昔我皇祖圣祖仁皇帝，阐明经学，嘉惠万世，以《大全》诸书，驳杂不纯[注: 语出:《逸周书·大开武》：“德不纯，民乃失常。”《史记·孝文本纪》：“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 胡采 《序＜在和平的日子里＞》：“比如说，]，特命大臣等，纂集《易》、《书》、《诗》、《春秋》四经传说。亲加折衷，存其精粹，去其枝蔓，颁行学校，昭示来兹。而《礼记》一书，尚未修纂。又《仪礼》、《周礼》二经，学者以无关科举，多未寓目。朕思五经乃政教之原，而《礼经》更切于人伦日用，传所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者也。昔朱子请修《三礼》，当时未见施行，数百年间，学者深以为憾。应取汉、唐、宋、元注疏诠解，精研详订，发其义蕴，编辑成书，俾与《易》、《书》、《诗》、《春秋》四经，并垂永久。其开馆纂修事宜，大学士[注: 大学士，官名。唐景龙二年（708）置修文馆（后改弦文馆、昭文馆）大学士，至德二年（757）置集贤院大学士，元和年间后，皆由宰相兼领。]会同该部，定议具奏。”[1]

七月九日，清廷任命《三礼》馆主事官员。“命大学士鄂尔泰[注: 鄂尔泰（1677年—1745年）清满洲镶蓝旗人，西林觉罗氏，字毅庵。康熙举人。任内务府员外郎。与田文镜、李卫并为雍亲王（即世宗）的心腹。]、张廷玉[注: 张廷玉（1672－1755），男，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中国清代大臣。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康熙时历官内阁学士、吏部侍郎。]、朱轼，兵部尚书[注: 兵部尚书，别称为大司马，统管全国军事的行政长官，明代正二品，清代从一品。相当于现在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甘汝来[注: 甘汝来（1684—1739）字耕道，号逊斋，江西奉新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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