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件事是我准备编一套“名家心语丛书”的时候，不同的是，我这次不想组先生一篇文章，而是想给他编一本书，于是我又去看望先生。他听了我的想法又连声说好，说：“我支持你，就把我2000年写的单篇文章交你结集出版吧。”见他老人家这么支持我，我用最快的速度把书赶了出来，并为之起名为《千禧文存》。先生拿到书后说：“交给你我就放心了。书出得是又快又好。”该书出版后不久，我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是以这本书为滥觞，干脆再组织一批老先生加盟其中，编辑出版一套丛书。先生得知我有这样的想法后，又是大力支持，明确表示2001年的文集也交我出版。随后又说：“以后我的新书一律交你出版。”有了他老人家的大力支持，我热情高涨[注: 高涨 拼音： 解释： （物价、运动、情绪等）急剧上升或发展。-gaozhang]，很快又为他编辑出版了《新纪元文存》，此外还有钟敬文先生的《婪尾集》、周一良先生的《郊叟曝言》、何兹全郭良玉先生的《三论一谈》、侯仁之先生的《晚晴集》等书。先生对这套书的选题极为赞成，不仅亲自为丛书写了“序言”，还不止一次对我说：“你让我起了一个好头，那些先生才肯接下去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版。不然，他们是不肯花时间这么做的。”足见先生对这套丛书的偏爱和重视。为了编好该丛书，我经常会利用给先生送书的机会汇报下一步的组稿打算。他每次听得都很认真。有一次我提出要组织几个人的稿子。他对其中的一位拿不准，说你下次来把这个人出版的东西给我看看。待他看过后才同意我去组稿。可见先生是多么的严谨和认真啊！

    第四件事是交我出版《病榻杂记》，时间是2006年的10月。我那时已调往香港一家出版社工作了。听说先生已经写完了，但内地竟有近50家出版社在竞争这部书稿，我远在香港，又不能给先生多好的条件，心里没把握。但先生的秘书[注: 秘书岗位是与领导岗位相伴生的，有了领导才有秘书的存在。秘书与领导的关系是一种有别于同事关系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处理的好坏事关全局工作的开展和秘书工作的成败。]李老师接到我的电话后说：“老先生的稿子已经写完了，他让你来拿，只同意交你出版，说是：君子一诺。”这样，我不仅拿到了这部稿子，而且还几乎同时给先生在香港和内地出版了繁简两种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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