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发表这些观点时,流行的主流史学方法是实证研究,流行的主流观点是西方认同论,即拿中国历史比附西方历史的简单粗糙的进化论。这种线性进化论者认为,中国仍停留在西方的“中古时代”。钱穆在抗战的播迁流离之中,以满腔爱国热情讲授中国通史,“于客观中求实际,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国史大纲·引论》),不仅在学术方法上克服了通与专的冲突,还展现出极大的学术勇气和思想自信。
地理环境
对地理环境的重视是钱穆文化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他说:“历史如一本戏剧,演剧的是人物[注: 何永安[香港富商]-何永安,男,香港富商,前亚姐曹央云丈夫。拥有多间上市公司的富商何永安,高峰期身家曾达3亿美元,后来经营不善负债累累致身家缩水。],而地理即是戏台。”(钱穆《中国文化丛谈》,第7页)他认为,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已然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发生、演变和种种特质,将有别于其他文明。
钱穆从不孤立地谈中国古代[注: 中国古代 中国古代中国古代是指先秦至1840年鸦片战争的历史-zhongguogudai]文明的产生过程,常常地把埃及、巴比伦、印度都放在同一维度进行比较。他说,中国古代的农业[注: 农业为通过培育动植物生产食品及工业原料的产业。农业的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获得的产品是动植物本身.我们把利用动物植物等生物的生长发育规律,]文化都是从各个小水系开始发展,然后扩大蔓延,及整个大水系,而埃及和巴比伦文明都只在单一水系和单一平原[注: 平原是陆地地形当中海拔较低而平坦的地貌称呼。海拔多在0—500米,一般都在沿海地区。海拔0—200米的叫低平原,200—500米的叫高平原。]上展开,印度文明最早也只发生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河流域,地形比较单纯。只有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中国文明起源于温带大草原、大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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