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认为中国地理环境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将这种影响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使得中国能够成为一个内部统一的大国家,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及;第二,使得中国文化能抵御外来异族的摧残,成为世界上文化绵延最悠久的国家;第三,使得中国民族内部始终能够保持一种勤奋、朴素的美德,文化常有新活力,不易腐化。
“文化国家”与“民族国家[注: 民族国家是指近代以来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建立起来的,以一个或几个民族为国民主体建立起来的国家。民族国家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是20世纪主导的现代性民族自决和自治概念及实践。]”
中国自秦朝[注: 基本简介秦朝疆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并建都咸阳,成为中国封建王朝中第一个皇帝。]以后的两千多年里,便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而存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一观念却在近代受到来自西方的质疑。近代西方人普遍认为,民族国家才是近代国[注: 代是十六国时期鲜卑拓跋氏在初期建立的政权。魏晋时期鲜卑拓跋部原游牧于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一 代王带。 永嘉元年(307年)禄官卒,其弟猗卢总领三部,有骑士40余万。]家的主要标准。在他们看来,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的通例和“常态”,而民族复杂的国家是一种落后状态或者是例外情形。钱穆对之并不认同。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文化国家,而非民族国家。他选择从“文化中国”的概念出发,来阐释中国特有的国家发展路径。
钱穆认为,中国并没有西方那么强烈的民族观,中国人更强调文化的作用。他认为,依照中国人想法,天时、地理、血统不同,民族性不同,均不碍事。只要有一番教化,在此教化之下,有一番政治,“教化”与“政治”便可形成一个文化而发出大力量来。中国古代正是在这种政治与教化的熔铸下,尽人之性而又尽物之性,诸道并行不悖,天下达于太平之境。中国人这种“天下一家”的文化观念,使得中国没有走上西方那种民族国家的道路,这也正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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