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对近代新名词的资料进行有意识的收集，试图解读，得益于陈旭麓先生的直接启发。陈先生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的作者，也是当时我最佩服的才华横溢的史学大家。他80年代有篇文章叫《辨“夷”“洋”》，从这两个字词的内涵、使用习惯的演变及其前后更替，来透视当时士大夫[注: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心态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历程，看后觉得非常精彩，于是就有意识地开始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也想模仿他，进行类似的历史探索。1997年，意大利汉学[注: 释义 （西文Sinology/Chinese Studies）指国外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工艺科技等各种学问的综合性学科。]家马西尼关于近代中国外来词的专著被译成中文，题为《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这给我一个刺激和动力。我在批评这部书的过程中，开始陆续发表一些相关的论文，如关于“支那”、“美学”、“文凭[注: 文凭，在古代是指官府发给的证明文书。在如今的社会，用它来代表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文凭虽然能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不能把文凭于能力对等，文凭也不等同于文化。]”等词和概念的研究，就是那几年完成的。但这样一个一个词的考查，显然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也不能鲜明地体现历史学的特色。我清醒地感到自己必须有史家的问题意识，比如这些新名词与当时的社会历史之间是什么关系？这就要求我的研究有一个整体的宏观的视野和问题关怀。2000年，我申报了一个国家社科项目并得到批准，题目叫《近代中国新名词的形成传播与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我想把新名词的大量出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看它和整个学术文化变革的历史关系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意识，使我不得不考虑新名词的构成及其在近代形成初期的特定语境和功能问题，也就是新名词如何与当时的思想文化、社会政治[注: 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结成的特定关系。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进行互动。
2002年，在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发起召开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的会议上，我作了《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史意义发微》的发言，不久同名文章得以发表，我在文中明确提出了新名词由词汇、概念和话语组成的立体结构。那时，我不仅强烈感受到名词的概念内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