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再比如，“商务”、“商学”、“商校”、“商战”等近代新词的形成、传播与近代“重商”思潮的关系（这些词有内在地肯定“商”之正面价值的功能，当说“商学”的时候，实际上含了一种意思：“商”是一门学问，是值得专门成立学校来传授的。表面上看词是价值中立的，其实不然。这些由商字构成的系列新词在传播中，无形中就认可乃至传达了商业[注: 是一种有组织的为顾客提供所需的物品或服务的一种经营性行为。商业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商业是指所有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而狭义的商业是指专门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营利性事业。]的意义和地位却不自知）之类问题，一般传统语言学的词汇史，大约是不谈或少谈的。
概念史的研究，属于语言学和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的交叉性质。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也有学者向这方向努力。在近代中国新名词的思想文化史研究方面，国内外的语言学家，有的还是开拓者。如华中师大的周光庆教授所写的《汉语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潮》一书，就是此类研究较早的专著。旅日语言学者沈国威和陈力卫的有关研究，也较早而精彩。当然，在这类研究上，历史学者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在全局把握和材料占有方面，一般说来就享有一定的有利条件。语言学家的专长，我们必须学习。总的说来，概念史研究要打破学科界限，从问题出发，尽量吸收多学科的知识，才有望取得更多的成绩。
在历史学内部，概念史研究表面上似乎属于思想文化史的范畴，但实际上具有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的交叠性。在概念史的鼻祖柯史莱克等人那里，概念史最初乃是社会史的“新开展”，他们既不满足于忽略思想观念独特作用及其方式、一味注重经济和制度分析的传统社会史，也不满意于只关注精英观念、不在意流通广泛的重要社会政治基本概念的传统思想史，可以说其努力，是某种意义上的双重超越。也正因为如此，概念史的实践，具有一种融合思想文化史和社会史的积极功效。由于西方的社会文化史或叫“新文化史”，以会通社会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为职志[注: (职志，职志)1.掌旗帜的官。(职志，职志)1.掌旗帜的官。《史记?张丞相列传》：“沛公以周昌为职志，周苛为客。”《史记?张丞相列传》：“沛公以周昌为职志，周苛为客。]，故在西方，概念史也常被视为“新文化史”的重要倾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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