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目前，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领域，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概念史研究是否已形成一种潮流？您如何看待概念史研究的前景？

    黄兴涛：我以为，最近几年，关于近代中国的概念史研究，经过许多学者的提倡和实践努力，的确有了一点实绩和一些起色。这应归功于所谓“语言学转向”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但还远谈不上形成一种潮流。即便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也很难这样说。概念史研究有待耕耘的地方还很多，还大有可为。同时，概念史研究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柯史莱克为代表的德国学派与斯金纳所代表的剑桥学派之间存在差别，在现有的近代中国概念史研究有成绩的学者，像冯天瑜、金观涛和刘青峰、孙江、方维规、沈松侨、章清，还有不少更年轻的学者当中，研究各呈特色和风采。风格各异，互相补充，我以为正是概念史研究的希望所在。

    另一方面，概念史研究的范围又是有限的，它远无法包涵中国近代史研究、甚至是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广阔内涵。它可以为近代史研究添彩，但如一窝蜂都搞这类研究，就会让人厌烦。此外，概念史研究也是很难的，在“浅尝”的过程中，我就常有力不从心之感。因为它对语言修养、史学功夫和思想能力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无疑，它是值得我们前赴后继、不断积累的事业。

    读书报：您在《“她”字的文化史》后记中说，您在讲述“她”字故事的基础上，试图去“揭示一些相关的历史联系，有节制地发表一点分析评论”，我对其中的“有节制”三字印象深刻。“概念史”离不开阐释，那么我们如何避免过度阐释，这个“度”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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