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连这个毛病古今中外都有，但是成为堂堂正正律法的情况在西方法制传统里似乎仅限于奴隶法。罗马法对自由人有流放法。古希腊和罗马最早的国王还没有系统成型的法律体制，不过对自己的政敌不吝啬使用死刑，也常常倾向于斩草除根。消灭敌人的家庭以绝后患是古代血亲复仇的一个遗留传统，应该也是连坐法和株连思维的一个原始因素。雅典和罗马在实现共和民主后既无族诛的法律，也不轻易剥夺有罪公民个人的生命，常以流放取代死刑，但是未经国家许可自行由流放地返回者可以用死刑处分之。罗马奴隶法就不那么客气了。奴隶主对奴隶的权力没有成文法令的制约，但是奴隶主不可以无缘无故虐待和残杀奴隶，原因是这不仅被看作是道德败坏的行为，也被认为是糟蹋“财产”的浪费，要受到监察官的处罚，譬如被开除出元老院。当然，奴隶是没有权利控告自己主人的，奴隶主对“犯错”奴隶的处分权得到法律明确的认可，所以监察官制度从来不是一种有效防止奴隶遭受虐待的办法。罗马法最残酷的法律是一种奴隶连坐法。在公元10年，元老院通过一道特别的法令，规定：如果任何奴隶主在自己的住处被谋杀，所有这一住处的奴隶一律都要被处死，包括妇女和未成年的儿童。塔西佗《编年史[注: 编年史 编年体史书。是一个整体对纪年的统一的体裁，是一种形象化的历史记录方式。如：*年*月*日，*国*人发动了*政变或光绪*年*月*日，*地发生了*事件。]》下册（王以铸、崔妙因译）记载了公元61年发生的一起奴隶针对主人的谋杀，后者家里四百名奴隶全部被依法执行死刑。行刑前，大批民众起来反对这一残酷的判决。当一部分元老院成员也希望宽恕这些奴隶的时候，法学家卡西乌斯站起来说，奴隶的品行最值得怀疑，来源也混杂多样，主人生活在奴隶中间没有安全感，“即使我们非死不可的话，那我们至少也可以知道我们的犯罪的奴隶是一定会受到报复的”，而且“只有用威慑的办法才能制服这一群乱七八糟的渣滓”。这和明成祖威胁方孝孺的逻辑异曲同工。“即死，独不顾九族乎？”他实际上威胁了所有的大臣和平民，也藐视了他们的人格尊严。

　　宣布为人民公敌（proscriptio）是罗马法对自由人最严酷的处罚，即剥夺所谓公敌的公民权，人人可以诛杀之。其主要特点之一恰恰是不牵连受处罚者家属的生命。到帝国时期，皇帝对政敌的处分还发展到死刑、财产没收和“记忆消灭”（abolitio　memoriae）三者的结合，后者包括剥夺荣誉、毁坏雕像、删除碑铭和史书中的有关记载。对家属的种种歧视和迫害肯定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包括家产的剥夺，类似于古代中国的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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