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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献需求旺盛服务难满足 数量庞大损毁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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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09-01 21:48: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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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藏书众多，截至目前，国内尚未对民国时期文献进行全国性的普查和整理，文献存量、分布与保管状况并不清楚。多数收藏机构都没有编制机读目录，甚至卡片目录因年久无人整理，也很不完备。尤其是其中的革命历史文献，因其多为非正式出版物，印数少，不易收集，其中不乏孤本，极其珍贵。“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借阅业务的正常开展。”
此外，“学术垄断”、“地方保护”也是公众很反感的现象。近年来，国内图书馆发生过两起影响较大的事件，一次是2004年10月，时任暨南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周继武“控诉”他在国家图书馆借书遭遇的重重刁难；另一次发生在苏州图书馆，2005年初，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大学中文系教授漆永祥在网络上发帖，曝光他为了借阅善本与苏州图书馆交涉半年而不得的经历[注: 指亲身见过、做过或遭受过的事。 片名 《经历》The Experience/Tajrobeh (1973) 伊朗电影，35毫米，黑白，60分钟。]。两个事件都引发了公众“声讨”图书馆把公共文化产品当作“垄断资源”而排斥外人的不良风气。“你说自己馆藏多，是权威，却不拿出来让公众分享，这有什么意义呢。”步平认为，“图书的核心对象是读者，只有满足读者阅读的要求，图书馆才能真正转变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
民国文献保护 要“灵魂”也要“肉身”
民国文献的保护如今面临着两难：是保护文献实体的“肉身”呢，还是抢救物质载体上的“灵魂”。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图就成立了缩微复制中心，对民国文献进行缩微复制，目前总体已完成近90%。在高红看来，加快微缩、数字化进度可以避免读者因借阅原件而造成的对图书的二次损害，一些人形象地称之为将“民国往事”装进“数字抽屉”。步平也竭力支持优先保存书中内容：“图书首先是精神产品，给读者提供帮助的是内容而非装订、版式。”据他介绍，他们曾帮助台湾的国民党党史馆完成了部分文献的数字化。
不过，再生性保护本身也会给原件带来损坏。高红举例说，如果要对文献进行缩微拍摄，需要将它拆开，线装还好，平装本就很棘手，已经相当脆弱的纸张很难禁得住如此拆分，就算顺利拆开，拍摄后想让文献复原也会很难。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注: 和平通常指战争之间或没有其它敌视暴力行为的状态，也用来形容人的不激动或安静。和平可以是自发性的，政治鼓动者可以避免过于激动；和平也可以是强制性的。]提供的一组数据也说明缩微并非良策。他在今年“两会”上透露，“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曾联合全国20余家公共图书馆进行微缩拍摄，国家每年投入300万元，历时10年，仅拍摄了125541种6000余万拍，远不及损毁的速度。”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是古籍修复的一句名言。在一些人看来，文献“肉身”本身就是文物。但小心储存、就地修复就能拯救这些民国“宝贝”吗？据周崇润介绍，原生性保护包括各种脱酸技术、胶脆纸页修补技术等，目前广泛应用于各图书馆的古籍善本保护。然而，由于民国文献采用的是双面印刷，传统的托裱手段几乎派不上用场。何况古旧文献的修复人才本来就很匮乏，很多是靠师傅“口传心授”，如果修复技术不过硬，反而会把原件“修死”。
“加大整理出版力度也是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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