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品京堂襄办军务。]所说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当然不是忧虑世界，而是心怀中国。曾有一位清代官员，对来自欧洲的消息颇为不以为然，他说，什么法兰西，二十四史[注: 《二十四史》是一部规模巨大、卷帙浩繁的史学丛书，全书共计3249卷，4000万字，从第一部《史记》至最后一部《明史》，共耗时1800余年，是世界图书史上的巨著。]里边根本没有这个名字，可见是编造的名称。其可笑至此。

 

    道咸之后，人们当然知道了，“天下”不仅不是中国，而且比中国大得多。齐如山[注: 戏曲理论家。河北高阳人。早年留学欧洲，曾涉猎外国戏剧。-qirushan]少时，1880年代中期，他的知识分子父亲对他的教育已经是：西洋声光化电各种学问，都比中国新得多，轮船火车枪炮，都比中国强万倍。当此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依然怀着浓厚的旧“天下”责任感，而又有新的“天下”好奇心和求知的信念。当海内与海外尤其是欧美的沟通，在20世纪前期步入高潮，又在中期步入低潮时，进入1980年代初期，这种沟通迎来了逐步的井喷。丁学良、杨小凯等等，这批怀着旧的天下情怀，而又有新的天下求知欲的青年知识人，细雨登机出国门，开始了他们对于“天下”有字和无字书的阅读。

 

    与现时“背包客”为自己而旅行信步（在气质上，他们有点像庄子和伊壁鸠鲁）不大相同的是，丁学良、杨小凯等学人，多有士人或曰读书人的使命感、担当感，某种程度上也是舍我其谁的精英意识，他们的行走，总是以中国为参照系，总是想着怎么给中国诊脉。就像丁学良在《我读天下无字书》（丁学良著，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第一版）里所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思一件事”，“‘思一件事’，就是条件性的反思‘在这方面/这个问题上中国是怎么样的？’在国外的所见所闻、所学所行、所食所饮，都会本能地或自觉地拿来与中国的相关事情做个比较对照，发一番有言无言的感慨：‘为什么中国不是这样的？’或‘为什么外国在这种事情上不像中国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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