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江南社会的传统意识，人们讨论最多的是其强烈的“经世致用”倾向，并归之为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其实，“经世致用”并不是实用至上，而是注重从实际出发，开放包容，灵活应变，开拓创新，其中蕴涵的是求真务实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南北文化互动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成为江南社会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自主开放：从“化外”到“化内” 


　　从历史的角度讲，南北文化互动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注: 黄河，中国古代称河，发源于中国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区，最后于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注入渤海，]两大文明体系彼此交汇与融合的过程。由于中原文化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这一过程首先表现为南方由“化外”到“化内”的的转变，其实质是突破文明发展的地域局限，融入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大一统格局之中。江南曾是典型的“化外”文明区域，直到西汉中期，部分中原士大夫[注: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仍视其为“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的“方外之地”(《汉书·严助传》)。但江南又是成功摆脱“化外”状态的典范，通过自主开放，不仅实现了与中原文化的有机结合，而且确立起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应该说，开放并不是江南社会独有的文化现象。但在江南社会务实精神指导下的开放是一种自主行为，是在主动地吸收中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地域文明的自我调整。早在先秦时期[注: （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1年）先秦是指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代。经历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　　在长达1800多年的历史中，]，吴国和越国在江南的相继崛起，既有着积极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历史背景，又是江南文明由部族形态向地域形态演进的标志。两国的北上争霸活动，表面上看只是春秋以来诸侯纷争局面的延续，实际上是力图打破文化发展的地域界限、构建统一文明体系的尝试。从某种意义上讲，秦汉时期[注: 秦汉时期是中国秦汉两朝大一统时期的合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首次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统一，秦王政改号称皇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秦朝。]大一统体制的确立，正适应了江南文明发展的内在需求，使之很快完成了由“蛮夷之邦”到“文明之地”的转变。“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后汉书·张霸传》)；“忠臣继踵，孝子连闾，下及贤女，靡不育焉”(《会稽典录》)。这是有关历史文献对东汉后期江南社会风尚的描述，与西汉中期司马迁笔下“地广人希”、“砦窳偷生”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汉末以降，北方持续战乱所引发的“北人南徙”浪潮，与其说是中原文化对江南社会空前的冲击，不如说为江南社会在全面融合中原文化基础上实现地域文明的再次跃升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由此开始了中华文明发展重心的南移过程。 


　　更进一步来看，江南社会的自主开放不仅是与中原文化互动的一种方式，更是其平等、自主、包容的文化意识的反映。与中原文化强烈的文明正统观和等级观不同，在江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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