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c/ScD），文学博士（DLitt），教育博士（EdD）。]几个长的散文批评，个人觉得是全面的，很公正，有一颗关照的心。而且，王兆胜博士最好的一点，我觉得是，他眼界开阔，对散文发展的脉络很很清晰，判断也建立在一个公正公允的平台上。这一点，很多人是不具备的，以点带面的多，更有一些人，闭着眼睛胡说八道，人情私情味道浓得给巧克力一样。这类的散文批评，基本上可以不看，看了就有一种白吃了十斤豆腐，搞成了尿酸高的悲哀感。

鲁迅[注: 周树人（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1898年改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说得好，“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著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类推到批评上，此问题更大，媒体和批评家，看眼色行事的多，趁机捞好处的多。我记得在一家诗歌民刊上看到：有一位山东的作家或者诗人，批评某个知名评论家，说其评论一首诗，用了六千字，最后还说，若要论及此诗的意义，此篇幅还不够，还要另辟专文论述。这一类的批评家，逮着死耗子也当活猫，完全是贻笑大方了，和其批评家的名头极不相称。

回到朋友的赠书，我觉得，有两个经验值得汲取，一是少赠书，尤其是少给同行赠出版的新作。记得我的《匈奴帝国》出来后，拿到百余本样书，全赠出去了，有反馈的，也有没声息的。安徽的江少宾写了评论，山东的高维生也写了，卢一萍呢，也写了，还有贵州的李天斌，都写得非常好。这里我是感谢的。后来再出了《沙漠之书》，也是百本样书，也送出去了。那时候，心里是冒着火焰的，出了书，就要送人。那时候，老单位的邮局没有挂刷这项业务，要挂刷得到酒泉去。每次出去，包括妻子出去，也帮我带书到酒泉挂刷。《匈奴帝国》有几次寄成了包裹，很多人的，绝大多数收到了，其中有一个人，好像是女的，是南方的，几个月后，书退回来了，在办公室，我拆也没拆，就扔进了垃圾桶。那时候满面羞愧啊，同志们，无地自容。从此，也警告自己，以后给人寄书，千万不可用包裹。到这里后，收到了几次包裹，才知道，取包裹一般要跑很远的路，去某个邮局取，确实很麻烦的。也难怪人家不取。这是我的错。怪不得别人。

二是多学习。我发现，即使没有名气的作家的作品，也都有可取之处，比我强和好的地方。我很注意看，也觉得他们某些有意或无意的方式很有意思，能抓人，也新鲜。这就是比我强的，我应当学习的地方。三是反思自己。写文字，出版，流通，被更多的人接受与理解，这可能是每个写字人的愿望。可是呢，文字在这个年代，其实是最微不足道，顾头不顾脸的一种东西。去书店，就会发现，卖的最好的不是那些货真价实的，比如高尔泰这次由北京[注: 北京有着三千余年的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的建都史，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民国时期，称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的全本《守望家园》，翻阅者无几。其实这本书，我觉得，很多有名的散文家在其面前该是满面羞愧的，不是因为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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