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显著特征，是存在着一个延续了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这种专制制度，出现于战国末年，]。立宪派中的有些人曾对专制政体作过猛烈的抨击，如梁启超就说过：“专制政体之在今日，有百害于我而无一利。”立宪派与革命派的不同在于，他们认为清王朝的专制政体是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和平手段来改造的，所以他们反对暴力革命。
　　立宪派寄望中国照搬日本、英国、德国等国的君主立宪制[注: 君主立宪制又称立宪君主制，或称“虚君共和”，是相对于君主独裁制的一种国家体制。君主立宪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上的共和政体。]，这显然不切实际。但如果不是在“预备立宪”中的各种倒行逆施，清王朝和立宪派的关系不致濒于破裂。特别是到了1910年冬第三次国会请愿被拒，大部分立宪派人恼怒不堪的时候，清廷上的守旧势力还指控立宪派，甚至认为立宪派比革命派的危害还要大。
　　如果仅仅因为立宪派反对孙中山的主张，就把他们归为反动政治力量，自然是不对的；但说革命派与立宪派只是“殊途同归”，甚至认为立宪派的和平变革较之革命派的暴力革命更加高明，也不是合乎历史实际的判断。
　　武昌首义前广东是反清革命的主战场
　　南方日报：广东是孙中山的故乡，南粤志士如何跟随孙中山登上历史舞台？
　　邱捷：在孙中山革命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广州是不可忽视的城市。1893年冬天，孙中山和郑士良等一批志士在广州南园抗风轩(在今文德南路)集会，讨论建立革命团体的问题，虽然革命团体未能建成，但为日后兴中会的成立作了准备。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以建立共和制度为目标的革命团体。在国民党前期党史最重要的研究者冯自由对兴中会会员的列表中，广东人占绝大多数，主要是广府籍华侨。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策划当年在广州起义，接着，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等马上回到广州设立秘密机关，地点在双门底王家祠(今广州青年文化宫内)。
　　南方日报：在武昌起义之前，广东已有多次起义，有学者认为，倘若没有广东一次次失败的起义，就不会有武昌起义的成功。
　　邱捷：孙中山的《孙文学说》曾回顾了兴中会建立到黄花岗起义的10次主要的起义，其中有8次是在广东境内举行的：1895年的广州起义密谋，1900年的惠州起义，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防城起义，1908年的钦廉上思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的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前，广东是反清革命的主战场。
　　南方日报：辛亥之后，广东又为席卷全国的大革命作了哪些准备？
　　邱捷：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广东也是发动反袁起义的省份。此后，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在广州地区进行起义和各项秘密革命活动。1917年以后，孙中山先后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于广州召开，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开始。
　　会议地点为何选择广州？孙中山说：“因为十三年以前，我们都是用广州做革命的起点，广州是革命的发源地，是很光荣的，我们想从新再造民国，还要拿这个有光荣的地方做起点……广州市就是我们创造新民国的好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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