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怡和丝厂内景。中间站着为丝厂经理及其妻子。

　　“万历二十九年（1601）六月，其年水灾，丝价甚昂，而‘苏（苏州）民素无积聚，多以丝织为业，东北半城大约机户所居’，织造太监孙隆掌税事，而其参随黄建节等，擅加征税，甚至及于织户小民，‘妄议每机一张，税银三钱’，并趁机要机匠按匹纳税后才可发卖，以致‘百物腾贵，民不堪命。又机户牙行，广派税额，相率改业，佣工无所趁食’。苏州机户与工人忍无可忍，先有佣工徐元、顾元、钱大、陆满等聚众二千余人，推选昆山机匠葛成为首领。隔二日，又有某些不知名人士为首，率数十人入玄妙观约定行动，葛成以芭蕉扇为号指挥，发誓‘不取一钱’、‘不夹寸刀，不掠一物，预告乡里防其延烧’。自葑门起，于灭渡桥捶毙税官黄建节，午间又击毙徐怡春，接着分别往阊、胥二门外，凡是税官在地方者，尽遭民众殴杀。之后又前往投靠税监的乡绅与富户家，‘毁其室庐、器物，或毙其戚属’，或各执火炬烧打。”

　　上述即为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森正夫、赵鼎新等多位史家、学者所重点探究的“织佣之变”。而对于台湾“中研院”近代[注: 近代，是指中英鸦片战争开始（1840年）到五四运动（1919年）这中间的一段时间(1919年到1949年为现代，1949年以后为当代).-jindai]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巫仁恕来说，这次发生在江苏苏州府的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仅是他搜集到的明代中期至清乾隆年间众多“城市民变”案例中的一个。

　　实际上，比较于传统史家习惯使用的“民变”一词，《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的作者巫仁恕更愿意采用西方社会史学家[注: 历史学家古希腊三大史学家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详细介绍: 希罗多德他是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被人们尊称为“历史之父”。]查尔斯·蒂利创造的概念—“集体行动”。“史书上将城市居民反抗政府的行为与农村的暴动叛乱一起泛称为‘民变’，然而‘民变’一词是站在官方的正统立场或某一些阶层[注: 阶层是指出身于不同阶级的人,由于某种相同的特征而形成的社会集团,例如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知识分子,同一阶级里因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分成的层次.-jieceng]的立场上，带有浓厚的价值判断。”按照蒂利的看法，集体行动即是“人们为追求共同的权益而集聚行动的行为”。

　　或抬神巡会、或大哭于文庙

　　明代以前，中国民众反叛的主角几乎都是农民，至明代后期，都市居民反抗政府的情形才大量出现。巫仁恕认为，“在中国城市史上，明清城市的发展，在‘量’方面，大都[注: 元大都，或称大都，突厥语称为“汗八里”（Khanbaliq，即“可汗之城”，帝都之意。）。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元朝京师。]市的人口与数量较诸宋代虽没有太大的增长，但在‘质’的方面，城市的经济机能却不断地强化，更重要的是‘市镇’这类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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