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都昌县-都昌县位于江西省北部，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北岸，居南昌、九江、景德镇金三角中心地带，南联五水，北通长江，九景高速公路横贯东西。]人民变”，即是因为“饶（饶州府）七邑民，共与都昌人为斗，忿彼地善讼也。鸣锣攘臂以逐都昌为辞，而无赖者乘机以抢夺”。那时手工业发达的景德镇本地人视外来人口如洪水猛兽可见一斑。

　　另有两种形式的“民变”行为值得重视，一是反地方官与保留地方官运动，另一种则是科场士变。按照巫仁恕的解释，“在明代反官事件中，反对的理由牵涉到地方官失职的原因，如私自加派、敛钱自肥等等。而且集体行动都相当激烈。如殴打地方官后再驱逐之，清代的反官事件反对的理由并不都是因为地方官行政措施失当，而是税收的改革有碍部分既得利益者所致。至于保留地方官一则可能是因为当事人本身的确是个好官，才会有许多人民请愿或罢市要求保留，另一方面，集体保官的行为其实是绅士迎合当政者的举动”。至于科场士变，仅以清代为例，原因大致有三种，一是生员认为考官不公，二是不满某些生员冒籍，第三个原因则是一些技术[注: 不论何种文化，技术都是异曲同工的词汇。它可以指物质，如机器、硬件或器皿，但它也可以包含更广的架构，如系统、组织方法和技巧。]问题。

　　官方态度：镇压还是抚谕？

　　“今日之事，为朝廷除害也。若因以为利，则天下其孰能说之。有听吾约束者从，否则去。”这是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场“织佣之变”中，领导者葛成对抗争行为提出来的“行动准则”。

　　从这一准则中便能看到城市民变与农民反乱的区别，在巫仁恕看来，“明清城市民变所以特别，并不是因为其发生的地点是在城市内，而在于城市民变中群众的心态并非是要否定政府或推翻政权。” 打着“为朝廷除害”的口号，充分反映出城市民变只是将目标与对象对准某类人，而不触及政权的合法性。他们并不是“革命”，亦不是“叛乱”。

    尽管城市民变和农民叛乱都是为了生计问题，且（特别是早期）在组织、聚众方式、场所与仪式、组成分子与意识形态等方面，有颇多相似之处，但二者在后续发展上却存在越来越大的差异：前者只达到抗争的目的即停止，而后者将继续走向叛乱。“通常政府在面临经济问题时，城市比较敏感，也很快就得到注意和救济，乡村感受缓慢，也较不被注意，而且城市空间有限，再加上军队较接近，所以城市民变较容易被镇压；相对地，乡村是政府鞭长莫及之处，所以乡村农民的暴动会愈来愈大，成为聚众抢攘的大规模反乱。”
　　那么，政府究竟又是如何处理城市集体行动的呢？总结下来，清明政府处理集体行动的政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抚”—抚谕的政策。第二种是“剿”—镇压的政策。前者如崇祯[注: 明思宗-明思宗朱由检(1610－1644)，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弟。于公元1622年被册封为信王。明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病故后，由于没有子嗣，他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十三年（1640）苏松地区吴江县有米粮暴动，“抚院[注: 清朝时，各省巡抚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或右佥都御史衔，故又称抚院。-fuyuan]赫怒，发兵[注: 发兵 拼音： 解释： 派出军队（作战）。-fabing]以往。民遂闭城以拒，几成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