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主到上海老城厢购入太仓顾氏藏书，是藏书史上一件比较重要的史实。陪同谱主前往的有商务编辑孙毓修、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注: 李盛铎，德化县（今九江市）人。光绪十五年会试中甲进士，光绪十七年，南乡试副考官，次年3月，奉旨以御史用。 -lishengduo]之子李滂。他们都有记述。谱主还在《题张月霄〈诒金堂图〉》等几篇序跋中提到这件事。把这些资料编在一起，可以使购书过程更全面和详实。如果要说“可读性”的话，或许这样的写法才真有效果。
此外，他人的日记、书信等文献中，记有不少谱主的社会活动，包括饮宴在内。南浔嘉业堂主人刘承幹的《求恕斋日记》（稿本）中，除了两人对古籍版本和购藏的商讨以外，共同参加了不少饮宴，所交往的人士不少都是有名的藏书家。家庭生活是人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年谱》出版以后，张树年先生以90高龄完成了他的回忆录《我的父亲张元济》，其中不乏家庭生活的记述，成了《年谱长编》的又一资料来源。
三、不少资料要经过考订、求证后才能采用。有些资料，特别是后来的回忆，甚至谱主本人的回忆，难免有错误，必须经过考证。历史事件有两个基础性的要素：时间和地点。对张元济先生来说，他外出次数不多，也容易搞清楚，因此较多的是对时间的考订。举一个例子：谱主在辛亥革命[注: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前搬过一次家，从上海闸北长康里搬到苏州河以南沿今天西藏中路的长吉里，但关于这次搬迁，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张树年在他主编的《年谱》中，推定为1909年，而后他的《我的父亲张元济》中又做了同样记述。读了他这本回忆录，疑问就来了：张树年1909年时才2岁，怎么可能对旧居的房屋结构、附近苏州河边的景物和河里的船只有这样清晰的记忆？很快，我们找到叶昌炽[注: 叶昌炽（1849－1917） 江苏苏州人。字鞠裳，号缘督。肄业于苏州正谊书院，入郡志局从冯桂芬编纂《苏州郡志》，一生主要以辑古佚书、校理群籍、搜集碑版、抄书作文为业。]《缘督庐日记》有1910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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