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从闸北长康里来信的记载，1909年说被否定了。1910年3月起，谱主赴欧美考察，直到1911年1月才返沪，按当时的社会实际和张元济夫人[注: 不同时代的夫人指代不同的内容。-furen]的性格和能力，由她独自决定和操办搬迁是不可能的。然而，张树年回忆在新居沿西藏路窗口看人们庆祝上海光复，却真切可信，于是时间应在1911年初到11月之间。张树年回忆还说到搬迁是由于闸北“流行可怕的鼠疫”，是不是可以从“鼠疫”两字上找到进一步的线索呢？果然，在当时也住在闸北的蒋维乔[注: 蒋维乔(1873-1958年)，字竹庄，别号因是子。江苏常州武进县人。自幼体弱多病。7岁入私塾，习读经书。15岁左右因病辍学。]《鹪居日记》中看到1911年5月26日记有“天保里对面嵩庆里复发现鼠疫，可惧之甚”语。于是推定搬迁当在1911年5、6月间。
四、有的资料需要辨伪。资料的真实性要经过作者的思考、考证和判断。有的资料由于回忆错误，也有可能出于其他原因，存在不真实、不可信的内容，特别是一些经过多人引用而成为思维定势的资料，可以趁《年谱长编》编著的机会，做一次澄清。改革开放以来，出版史研究中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蔡元培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第一任编译所长，因《苏报案》发生，蔡避往青岛，张元济才亲任编译所长。这种说法的唯一来源是蒋维乔1932年的回忆文章《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越来越多，当时已在馆中的高凤池和张元济的回忆文章，蔡元培为夏瑞芳写的传，都不持此说。后来王云五[注: 王云五（1888～1979）广东香山（今中山）人，祖籍南朗王屋村。 名鸿桢、字日祥、号岫庐，笔名出岫、之瑞、龙倦飞、龙一江等。]很明白地说过他是编译所的第三任所长（继张和高梦旦[注: 高梦旦，名凤谦，字梦旦，长乐龙门乡人。清同治九年(1870)一月二十八日出生。梦旦上有胞兄二人，长兄凤岐以桐城派古文学知名，]之后）。直到1949年，找不到第二个人说蔡当过编译所长。1955年蒋文被张静庐编入《中国近代出版史料》，1987年又被编入《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才大量被人们所引用。包括三种权威性很高的蔡元培年谱，也都把蒋文作为他们记述蔡元培为第一任编译所长的唯一依据。最后，我们看到了商务印书馆馆藏的编译所人员名册，其中没有蔡元培任职的任何记录，蔡不是商务的正式人员，何谈编译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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