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这是民众对政治稳定、社会安全持续性的某种担忧的表现。虽然我们有强有力的党的领导，但由于国际上出于意识形态因素、国家利益因素而反共、反华势力的存在，国内的某些分裂势力的存在，以及由于体制、机制不完善而出现的一些有损社会公平的做法，等等，使得一些人对于政治稳定和社会的安全存在某种担忧，希望通过文化反思和文化重建来增加安全感。

第四、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暂时“不争论”策略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注: 邓小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dengxiaoping]同志为了保证改革的效率和速度，对于一些短时期内纠结不清的理论问题采取了“不争论”的策略，按照“三个有利于”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标准和思路来开展我们的实践，这被实践证明是极其正确的决策。但是，当我们的主要阶段性目标实现以后，一些当初不争论的理论问题却变成了现实问题，比如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腐败问题、进一步发展的目标问题等，都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传统的理论无法解决。于是，人们希望通过从文化角度来寻找答案。

这些现象的出现从长远来看是好事，它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物质领域向文化领域发展。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那就是不能病急乱投医，不能把任何问题的解决都诉诸文化，尤其不能随便拿某一种既成的文化形式来当做灵丹妙药。我们要对一些具体的“文化热”保持客观全面冷静的态度，决不能简单全盘认同。比如，在关于“国学热”的问题上，我们不能指望简单地复兴国学，就能解决中国的现实身份和精神家园问题。张岱年先生早就说过，儒家作为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也就是说，企图用儒家经典、思想来直接解决当下时代问题是不可能的。儒学是国学的重要甚至是关键性内容，儒学不能解决中国今天的问题，其它的国学思想更不可能担当这个责任。同样，我们也不能指望简单地搬用西方文化来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以基督教为重要依托的欧美文化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对于有特殊文化历史的中国来说，它是不可能发挥同样作用的。

稳妥有效的做法，就是按照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思路来创造出新时代的中国文化[注: 中华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即汉族文化，汉文化。且流传年代久远，地域甚广，以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汉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但对韩国、日本，]，以此作为我们民族的魂魄，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注: 卡尔·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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