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不合时宜”的，是脱离实际、存在严重时间和空间错位的学问或观点，与国家利益不符合，与时代发展方向相抵牾。张申府早年曾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活动，后因个人原因退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在武汉、重庆参加救国民主运动,是民主同盟的发起人之一。在解放战争进行得轰轰烈烈，且共产党胜利在望时，于1948年10月出版的《瞭望》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呼吁和平[注: 和平通常指战争之间或没有其它敌视暴力行为的状态，也用来形容人的不激动或安静。和平可以是自发性的，政治鼓动者可以避免过于激动；和平也可以是强制性的。]》的文章，受到共产党领导及民盟左派的严厉批判,被开除了盟籍。从此，张申府在政治上、在学术界一蹶不振,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其弟张岱年说：“一学者因为写了一篇不合适的文章而贻误半生,这是令人惋惜的。”其实，张申府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对当时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缺乏明晰判断，在客观上走上了与时代发展方向相背的道路。

    上述事例可以促使[注: 促使 拼音： 解释： 1.为达到某一目的而推动对方使之行动。-cushi]人们深入思考哲学社会科学的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和国家属性，等等。早年读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其中谈到有两种科学观，一种认为科学仅仅与发现真理和观照真理有关，另一种主张科学的价值在于经世致用，觉得两者都不无道理。但在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了多年研究工作以后，逐步认识到，与中心任务在于“穷物理”自然科学[注: 自然科学是研究无机自然界和包括人的生物属性在内的有机自然界的各门科学的总称。认识的对象是整个自然界，即自然界物质的各种类型、状态、属性及运动形式。]截然不同，“言人事”的哲学社会科学，就最新成果而言，基本上不存在完全的价值中立和超越阶级、民族和国家的结论。人类社会关于自身的知识，不仅有发现，更有创造，本身带有规定和预设的意义，如将某种主张或想法上升到规范或制度层面，甚至需要将某种价值上升到信仰的高度；而无论在国内社会还是在国际社会，任何规范、制度和信仰都是非中性的。尽管许多新问世的学说、观点、规范、制度、价值乃至信仰对其首倡者、原创者以外的个人、团体和国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价值，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沉淀为人类共有和共享的知识财富，但其本身对其首倡者、原创者更有利，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的重要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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