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洗，是指在1930年代苏联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它包括对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清洗以及对无辜人员的迫害，这段时期典型的现象包括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此即正史所叙“胡惟庸案”。

然而，掩卷而思，不能无疑。刘基（伯温）暴毙于洪武八年，《明史》说是惟庸下毒；而惟庸被诛已在四年之后。此事可疑，但且按下不表，先说更可疑的。惟庸投奔元璋麾下在至元十五年，拜相在洪武三年，擅权始于洪武六年（右相汪广洋被黜，惟庸成为“独相”），至其被诛则已在六年之后。如此，若说元璋不知惟庸是个“奸臣”，难以置信。因为，朱元璋不可能花20年的时间才认清惟庸的真面目。否则，元璋哪有资格开创一个时代？那么，此处亦可疑。更令人起疑的是，惟庸于洪武十二年被逮入狱，罪名并不是谋反，而是因为刑事案件（怒杀家仆）和行政上的误（将罪妇分配给文臣为妾）。蹊跷的是，入狱后，突然有人出来指控他谋反，惟庸遂以此论死。更有意思的是，直到砍了他的头，也还是“反状犹未尽露”。要等到10年之后，因审讯其他罪案，有了意外收获，才得以“大著”他的“逆谋”，才开始执行连带的清洗。试问，如此重大的案件，是不是办得太具戏剧色彩了？莫非现实中的帝王将相，真跟戏台上的生旦净丑一样，唱的是“同一首歌”？

为什么杀人、杀人解决什么问题，吾人或可从容作答。但是，杀功臣是否必然之事，容有疑惑。愚虑有得，试为进一解，其词曰：在君主制下，特别是在开国之君出身平民，全无体制惯性思维亦不借旧体制丝毫助力，一心只要推倒旧君，自我作古，不恤其他的情况下，兔死狗烹是必然之理。此不取决于杀人者之品性，而是环境逼使他非如此不可。这是人的天性。

读史有疑，不能不再三思。凡为开创之主（或曰凡能集合一批人干大事业的人），理应具有一种特别的才能，那就是能够最迅速最透彻发现人性的弱点；还应有一种与之相辅的高明手段，那就是最大限度利用人性的弱点。曹操有两句名言，一句是“举才，勿拘于品行”，说的是，不求你品行不污、天性无缺，不怕你好名、贪利、沉迷于醇酒妇人，只要你有济物应世的本事，我就敢用，我就不愁找不到用你的方法。第二句是，“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个“御之”之“道”，没什么玄虚，不过是用人方法，亦即前述之高明手段。譬如，好名的轻利，重利则不恤于名，敢作风流鬼的也不怕马革裹尸还，那么，分别委诸讽谏、征税和治军之事，或能大收其效。至于好名太过，乃至苛责帝王；搜括务尽，以致戕害民生；攻取战胜后纵兵淫掠，不免有损于军纪，这都不算大问题。因为，“吾任天下之智、力”，意谓解释、裁判与赏罚之权——三者是权力的最高级形式——尽在掌握，只须折冲权衡，损有余，补不足，就没有办不妥的事，搞不定的人。因此，可以说，观察人性的弱点，可谓“知人”；利用人性的弱点，堪称“善任”。斯二者，元璋无疑兼有之。元璋既能欣赏惟庸的便给任事之才，也必察觉他专宠恃才的弱点。但是，用他干什么，用他到什么时候，这才真正体现元璋的手段。

国家草创，外患略尽，而内忧方起。试想，与元璋一起打天下的人，自觉彼此出身差不多，才能差不多，付出的血汗也差不多，从前呼兄道弟，好不亲热，转眼之间，你是九五之尊，我却要北面称臣，触景生情，百感交并，心内自会生出几句不堪也不敢向外人道的说话。话憋久了，就会病；病重了，就成狂；狂不可遏，则觊觎帝座之心油然生矣。这套逻辑不一定对每个功臣都产生效力，但只要有一个人这样想，元璋就会感觉不踏实。怎么让这个人自己蹦出来呢？此题极难解，或曰无解。因为，若不公然反叛，谁也找不出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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