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读《明史》。惟庸尝诱使徐达家人福寿诬告徐达，孰知福寿不吃他这一套，反而举报他。中伤元勋，是多么严重的事情，但书上说徐达知而“不问”，元璋亦未对此表态，遂不了了之。洪武八年，刘基病，惟庸请了医生去看他，刘基遵嘱服药，旋即暴毙。也不见元璋追究，惟庸照样做宰相。这算借刀杀人么？惜不能起元璋于地下问他的口供。然徐、刘经此一遭，一废一死，俱不足以威胁帝座，可以说，以惟庸为刀震慑甚而杀害功臣的客观效果达到了。首功既不足为患，接下来要铲除的就是其他功臣。只是打击面太大，单靠惟庸去联系家丁、配制毒药，效率不高，能用的招就只有以点带面，大兴冤狱了。这也是借刀杀人。不过与前有别的是，这一回用完刀，得把它熔了；套用今语，可说惟庸过了保质期。于是，“胡惟庸案”发生了。当然，功臣如草荠，一拨割不干净。12年后，元璋抓着凉国公蓝玉的毛病，借题发挥，再办一回大案，牵连入案者，“族诛万五千人”。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回过头，再问为什么杀人、杀人解决什么问题，吾人或可从容作答。但是，杀功臣是否必然之事，容有疑惑。愚虑有得，试为进一解，其词曰：在君主制下，特别是在开国之君出身平民，全无体制惯性思维亦不借旧体制丝毫助力，一心只要推倒旧君，自我作古，不恤其他的情况下，兔死狗烹是必然之理。此不取决于杀人者之品性，而是环境逼使他非如此不可。这是人的天性。

天命之谓性，无善无恶，不必也不能用后天的道德条例去评价。若仅作为读史者，仅作为戏院的观众，益智开心以外，似毋庸牵动别样的情绪。痛恨他，怜惜他，为之哭笑，为之赞詈，都只应了那句俗谚：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

不疯不傻，老实做人，这才是吾人的王道。

摘自《被利益集团拖垮的王朝》，王家声等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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