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曾经说过：“我想探讨的只是历史上具体的鉴赏和评判。”这就是中国传统的鉴赏式文学批评。他的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皆是用传统的札记体写成。他把目光投向历来不为人重视的零散见解，在《读〈拉奥孔〉》一文中，他指出：“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对于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他认为这些著作“未必都说得上有什么理论”，但正是“这种自发的孤单的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中国诗话史上的主要著作，甚至连一些不为一般人所知的诗话，都被他论到或引述过，况且《谈艺录》本身就是一部典型的诗话之作。

    而钱先生在葆有中国古代鉴赏式批评优长的基础上，又能中西互释，古今互补。在继承中国鉴赏式批评的同时，他又实现了超越。这主要体现在：以实涵虚、中西比较、打通。

    钱钟书先生虽然极力褒扬和肯定中国古代的鉴赏式批评，但他也认为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等往往“侧重成章之词句，而忽略造艺之本原”，批评家就像“不识庐山[注: 庐山，又称匡山或匡庐，隶属于江西省九江市，位于九江市南36公里处，北靠长江，南傍鄱阳湖。南北长约25公里，东西宽约20公里。]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称之为“见树不见林”。而西方的理论批评，能够高瞻远瞩，“因为他具有局外人的冷静和超脱”。但局外人往往也是门外汉，他称之为“见林不见树”。不言而喻，钱钟书主张的是一种既见“林”又见“树”、以实涵虚的批评。这种批评方法，在他的著作中一以贯之，《管锥编》、《谈艺录》、《宋诗选注》和《七缀集》无一例外。

    比如说，“诗文之词虚而非伪”的理论，是钱先生在《管锥编·毛诗正义》中提出来的。《卫风·河广》曰：“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而《周南·汉广》却曰：“汉之广矣，不可泳思。”黄河、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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