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缘堂再好，终归是一处寓所，乃身外之物，即便毁灭，按常理论，还不至于让主人如此大做文章，甚至一生都不能释怀。但常理之外，也常有特例。在那一代文人中，像丰子恺这样极其在意生活细节的，似也极其少见。有缘缘堂之前，丰子恺就曾著文说：“我在平屋的南窗下暂设一张小桌子，上面按照一定的秩序而布置着稿纸、信箧、笔砚、墨水瓶、时表和茶盘等……例如磨墨，放笔，倒茶等，都小心从事[注: 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赤壁之战》：“晶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congshi]，故桌上的布置每日依然，不致破坏或扰乱。”他也曾自述日常生活离不开的几样东西：一毛大洋一两的茶叶，听头大美丽香烟，有人供给开水的热水壶，随手可取的牙签，适体的藤椅，光度恰好的小窗。类似当中一些常人往往视而不见的东西，充斥于丰子恺的文字中，几乎能覆盖每一处生活末梢。对缘缘堂，自然更不例外，丰子恺写道：“五年来，我已同这房屋十分稔熟。现在只要一闭眼睛，便又历历地看见各个房间中的陈设，连某书架中第几层第几本是什么书都看得见，连某抽斗（儿女们曾统计过，我家共有一百二十五只抽斗）中藏着什么东西都记得清楚。”可见缘缘堂之于丰子恺，绝不只是一个住处，还象征着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态度。他的许多精粹而闪光的思想、智慧、见识，也都体现于上列那些看似琐屑的记述里。

    丰子恺是一个彻底的“趣味”主义者，他可以为这两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字眼放弃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他说：“趣味，在我是生活上一种重要的养料，其重要几近于面包。别人都在为了获得面包而牺牲趣味，或者为了堆积法币而抑制趣味。我现在有幸而没有走上这两种行径，还可省下半只面包来换得一点趣味。”建缘缘堂，自然也是基于这样一种信条。那么，失去缘缘堂，对丰子恺意味着什么，便不言而喻了。缘缘堂建成后，丰子恺曾受到周围一些人的非议：“不在杭州赚钱，而无端去作寓公。”他的回答是：“但我自以为是。古人有言：‘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相信这句话，而且想借庄子的论调来加个注释，益就是利。‘吾生也有涯，而利也无涯，以有涯遣无涯，殆已！已而为利者，殆而已矣！’所以要遣有涯之生，须为无利之事。”这段话也是对丰子恺为什么不攒钱而盖房，并把缘缘堂视若亲人以及由此引来一连串大喜大悲的一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