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国博只是步了其它国家级殿堂“涉商”的后尘。近年来，故宫修建了私人会所，LV（路易·威登）在国家博物馆办了展览……就此，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严肃质问，“试问哪个品牌可以在华盛顿[注: 美国首都华盛顿，全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Washington D.C.) ，位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之间的波托马克河与阿纳卡斯蒂亚河汇流处，]的国会大厦竖起广告牌？巴黎的卢[注: 三国时期刘备的坐骑，其奔跑的速度飞快，在三国历史中最显眼的一处便是背负刘备跳过阔数丈的檀溪，摆脱了后面的追兵，救了刘备一命，]浮宫会有老板的私人会所吗？哪位娱乐明星可以在哈佛、牛津的学术大讲堂里推销自己？”（中国青年报10月14日）。
笔者并不赞成人为制造太多只具象征意义的国家级殿堂，也不太赞成对商业活动随意设限，但像那些拥有丰富人文底蕴，代表国家尊严形象的国家级殿堂，理应对商业活动保持足够的“免疫力”。一份调查显示，高达57.0%的人认为商业活动进入国家级殿堂“会使民族文化失去崇高感”。
颇为滑稽的是，近年来，为振兴民族文化，一方面孔子[注: 孔子 （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学院雄步走出国门，播种世界，有关方面更是塑造了孔子标准像；另一方面，对国博这样国家级殿堂的文化缺乏应有的尊敬。殊知，文化也并非就是几所学校几座雕龙画凤、金壁辉煌的建筑，而在于一个国家人们的笃信与坚守。如果我们对这些象征国家文化神圣的场所不能保持足够的尊敬，不能给这些殿堂级文化一席清静之地，那么我们便只能接受不被人尊重的平庸。
窃以为，对时下国家级殿堂愈演愈烈的商业化现象，一应明确国家级殿堂范畴，二应制定更为明晰的商业“禁令”，三应着重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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