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元年（1875），身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注: 张之洞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洋务派代表人物。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于贵州。咸丰二年（1852年）顺天府解元，十八岁中举人，廿六岁中进士。]，撰写《书目答问》。光绪二年（1876），在四川刊行。后来张之洞《抱冰堂弟子记》一文曾讲过：“任四川提学时，撰《輶轩语》二卷、《书目答问》四卷以教士，宗旨纯备，于学术源流、门径，开示详明，令学者读书即可得师。”可见张之洞对自己这两部书的水准十分自信，回忆起来，志得意满。然而即便如此，张之洞也不会想到，也没有谁会预见到，这样一本十几万字的小书，竟然是张之洞接近一千万字的著述中最有市场、重印次数最多、流行时间最长、流通范围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作品。

    首先，《书目答问》与张氏《輶轩语》《劝学篇》等具有共同的撰述宗旨和理念诉求，共同构成张氏国学教育的三部曲。当然，张之洞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是培养士大夫[注: 士大夫旧时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在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其间也不乏可供今日所谓通识教育设计参考的思想资源。《輶轩语》主题在阐释如何读，指示治学门径；《书目答问》提示读什么，全面展示四部之学的代表作品，尤其大力揄扬清代学术的主要成果；而《劝学篇》则申明为什么读，秉持“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宗旨。三书各有侧重，前后呼应，完整地体现了张氏的学术主张。时过境迁，在张氏一些具体提法已经逐渐为社会所摒弃所遗忘的同时，《书目答问》以及《輶轩语》《劝学篇》的论学部分仍然有阅读价值，根本原因就在于张之洞开阔的学术视野、深广的文化背景以及张氏对国学的透彻认识。在《书目答问》问世之初，固然有张氏门生分别印行，群起响应的现象，但长时段里《书目答问》的流行，就不能用张氏门生弟子遍天下的原因去解释，只能理解为《书目答问》的流行有其自身的学术必然性。

    其次，《书目答问》改变了书目的价值取向。此前的书目，大都是针对皇家图书馆和私家藏书的，是针对少数人的书目，而《书目答问》则从设计初衷就是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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