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学者探讨四书应该怎么教：教育者需更多文化理想 |
 |
时间：2011-12-12 13:28:10 来源：不详
|
|
|
课程，四书教学是立意在取代德育课，强调传统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还是立意在一种人文通识教育？借用张汝伦教授的问法，就是“四书教学到底是定在道问学、抑或尊德性上，还是定在通识和提高个人素养上？”
香港中文大学的郑宗义教授表示，“通识教育”即“general education”，其意义在于弥补因分工太细导致的知识面狭隘，最终能否融会贯通则是学生自己的事，因此，如果四书作为通识教育的内容来教，那么传授的就是知识，道德、伦理、德性、生命教育恐怕都很难表现出来。
张汝伦教授对此则表示异议，在他看来，“四书实在太特别，千百年来，大家认为四书的教学是一种尊德性的工夫，道问学当然也有，不过一般来讲，古人学四书首先是为了做人，要不然，朱子为什么说要先看《大学》呢？读四书的目的毫无疑问是很明确的”。而“安身立命之学，就是儒家的特点；专业课与通识课都是一样。”
宋代理学教育中的四书教学，强调四书与士人身心修养之间的联系，其理念明确以培养圣人为目标，即以孔孟、颜回的言行为指导，四书实际上成了“培养有道德的人的教材”。
同样对于教“做人”，陈少明教授表达了自己的疑问：“如果单纯从《论语》来看，它并没有那么高的道德要求——《论语》基本上要求人们做君子，君子则有各种各样的性格和缺点。所以，假如把四书当作道德教材，那么在现代社会，究竟是以圣人为目标，还是以君子为目标？”原始儒家非常宽容，宋明儒家则过于苛刻，不过，“即使从宋学角度来说，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仅限于读经典，还要有工夫。禅宗、理学家都讲工夫，其实是讲一个普通人朝着一个道德目标进发时，要经历[注: 指亲身见过、做过或遭受过的事。 片名 《经历》The Experience/Tajrobeh (1973) 伊朗电影，35毫米，黑白，60分钟。]很多心理变化，如‘举棋不悔大丈夫，观棋不语真君子’，这类工夫，大学没法提供，我们也没法教。”
这可以说是儒家经典教育所遭遇的普遍问题。为此，郑宗义教授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的经验是，上专业课容易，上通识课难，让理工科的学生们觉得这些通识课有意义，很难。”
那么，在大学人文通识教育中，有关德性的知识究竟怎么教呢？郑宗义特别提到了目前风行的哈佛教[注: 佛教由古印度的释迦牟尼（被称为佛陀）在大约西元前6世纪建立，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fojiao]授桑德尔的“公正课”：“你会发现他深入浅出，把西方伟大人[注: 大人是旧时称地位高的官长。-daren]物的理论都贯穿进来，却没有进入到每部原典，没有一句句地去解释康德是怎么讲的，但他会用生活、社会中的例子加以讨论，以便引出理论的思考。如果通识课能教到桑德尔那样的水平，就非常好了。”
对目前大学人文通识教育的定位表达担忧的，不仅仅郑宗义一人。张汝伦教授就表示：“一些大学现在甚至在考虑四年都要开设通识教育课程，理科院系的院长就很反对，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基础课就没法上了，数学系、物理系的专业基础课都被通识课挤压掉了。通识课程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学校说是让学生学习做人、陶冶情操，也讲一点道问学，比如让理工科的学生开阔眼界。这样看来，整个通识教育的定位依然是不明确的。”在张汝伦看来，目前复旦大学的通识教育分为六大板块课程，其中有很多其实是“术”而非“道”，是“技艺”而非“成人之学”——这样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